新媒体背景下
李锦在国企解释性新闻中的兴起———为《国企改革的方向与焦点》而序

新媒体背景下李锦在国企解释性新闻中的兴起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在首都新闻界出现了一个现象：凡国有企业的重大新闻，常有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出现，他的新闻解析成为国企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企改革的方向与焦点》一书来看，李锦近几年对国企新闻的解析出现次数之多、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在国企新闻报道中十分突出。

人们也许以为李锦是“体制内人”，其实他是个不在编也不拿一分钱俸禄的“局外人”，是一个以“智囊人物”形象出现的学者。他以局外人身份在国企新闻报道中的表现耐人寻味。

李锦多是以专家身份发表解释性新闻报道的方式出现在国企重大新闻报道中。优秀新闻作品的魅力主要在于事实本身，而一篇成功的解释性新闻报道,其魅力常常在于它的观点和见解。解释性新闻报道是对新闻事件的生成原因、影响范围、发展趋势及其深层意义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报道。比如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报告国资工作、国资委主任年度工作报告、国资委引进民资14条公布、央企薪酬、央企考核结果公布、十八届三中全会等新闻报道中，李锦都发挥了国企主要解释者的作用。

李锦的成功实践是媒体格局变化情况下纸质媒体强化解释性报道，巩固其传统强势地位的反映。自上个世纪末开始，媒体格局变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媒体格局在中国已经形成。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新闻传播呈现出的传播环境更加复杂、传播功能更加完善、传播手段更加齐全、传播形式更加多样、传播内容更加丰富、传播效果更加多元等新特点。作为纸质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传播力和竞争力面临强大的压力。

国企重大事件解释性报道的强化可以视为纸质媒体对于互联网冲击的回应。强调事实与观点分开，借助背景资料和专业视角来解释新闻事件，引导社会舆论，依靠思维的深度和观点的创新，与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抗衡提供支撑点，这已成为报纸发挥优势，吸引读者，提升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解释性报道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美国新闻学者将其称作1929年经济危机的产物。此时探讨“为什么”变得与“是什么”同样重要。阅读《国企改革的方向与焦点》可以发现，解释性报道在21世纪初金融危机后在中国媒体上的运用，呈现出明显的特色。分析李锦的解释性报道，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解读新闻背后的“新闻”，满足读者的新闻信息的深度需求。解释性报道不仅向受众提供一般化的新闻信息，而是由此及彼，把个案的问题推而广之；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向广大受众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它既要探讨事实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要揭示事实的意义、影响，预测其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满足受众对信息深度的需求。李锦的“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还是私有化”、“国企改革不能走老路、邪路，要走新路”、“坚持国企改革的正确道路”等文章，立意新颖，思想深刻，非一般新闻报道可比。

二是速度与深度并重，快速形成舆论引导力。李锦往往能够在新闻发生后，迅速加以分析概括，点明要义所在，这是他的超凡之处。例如“国企利润缘何出现增减两重天”、“聚焦央企考核”、“宏观大势导致少数企业大起大落”等，都是新闻出现在网上不到一个小时他便开始进行采访，其观点在几小时后便会出现在网络上。奥巴马再次当选，他分析其政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一夜写出7000字的对话。这些深度解释性报道常常作为独家新闻快速推出，往往为网站广为转发。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表的当晚，便有十多家媒体请其解读《决定》，成为国企改革国资监管内容的主要解读人。

三是疑释解惑，以独立见解推进国企难点问题的解决。国有企业的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都是报纸解释性报道深入挖掘的重点。如李锦的“承认公益性国企是改革的重要突破”、“金融业监管不宜照搬国资委模式”等报道，其深度的解析具有对策研究的特点，言之有理，读之有味，成为人们一时关注的热门话题。他对于“国企改革要从分类开始”的观点一旦形成，便深入研究，大力传播，形成了舆论强势，被媒体视为国企分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中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四是依托强势媒体品牌效应，强化解释性深度报道。新华社发布的“企业500强榜单折射中国大企业四大格局”的解释性新闻，有6段专家解析的内容，其中5段选取的是李锦的观点。这则消息不仅为腾讯手机新闻转发，还为数百家网站转载，形成舆论的主流声音。中国新闻社把他请到演播室做题为“国有企业将迎来第二波改革的高潮”的演讲，同时把演讲分为若干篇新闻播发，收到很好的传播效果。传统品牌媒体对李锦深度解释的重视，说明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新兴媒体间都面临解释性报道的竞争，都需要强化解释性深度报道。

李锦的成功实践，是在现有体制还不能够很好地适应媒体格局变化的背景下形成的。现有体制对新闻发言人授予重大责任，同时也形成强大的约束力。体制内制度安排的滞后，为作为“局外人”的李锦在新闻报道中留下了“说话”的空间。近年来，央企薪酬、红利上缴、财产申报、外部审计、部分央企亏损等敏感问题一再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包括中远集团魏家福换任等，国资委与央企发言人极难回避但又极难回答。而李锦以客观、中立的立场出来疑释解惑，便有了更大的空间。他总是在承认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讲清过去怎样、现在怎样、将来可能怎样，以消除一些误解。从媒体方面说，李锦学养丰富、知识广博、认识深刻和反应敏捷，是一个可信度很高的信源，因而得到欢迎。

李锦无形中解决了央企新闻发言人的职业困境，他在新闻“公布”外更有“说服”的意味。他的成功启示我们，央企的新闻发言人要从“官职本位”逐渐过渡到“专业本位”。我国的政府和企业必须摒弃单纯的宣传机制和宣传思维，新闻发言人要有智者的脑袋，成为“专业的传播者和沟通者”，而不再只是充当企业宣传的“喉舌”。当然，人们更希望新闻发言人背后的制度改革能够更加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要，进一步走向包容和开放。

李锦的出现，也是新媒体时代深度报道竞争和人才竞争的一种体现。实践证明，高水平的，能够发挥正能量的学者是珍贵的新闻资源，是新闻生产力的代表。现在，他除了在纸媒上保持每年发表数十篇时评的高产纪录外，还在各门户网站上撰写了大量博文。其博文大都获得重点推荐，标题出现在财经博客首页。他的作品主题重大，思想独特，能够起到警醒读者、激扬风气，匡扶正义，乃至影响社会、引领潮流的效果。

媒体竞争，最终还是靠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需要制度安排的保证。李锦对国企重大新闻倚马可待的概括功夫、速度与深度并重的能力以及与众不同显示其真知灼见的思想水平，与他长期双栖于新闻与理论两界的经历有关，更与他专心致志、几十年如一日埋头治学的状态有关，其精神令人感动，希望他能创造更好的条件，使自己的理论智慧发挥得更好些。

我们正处在信息化时代和媒介化社会之中，意识形态领域围绕国有企业新闻传播展开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李锦答记者问提供的实例，展示了纸质媒体在信息时代新闻解析的运作规律与方式，有较强的可读性与较大的实用性，适合高校新闻专业学生、媒体采编与评论人员等学习参考，更适合国有企业理论研究与新闻宣传人员学习参考，特此推荐。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