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成杰之死并不是最终结局

曾成杰之死并不是最终结局

7月12日，长沙中院对湘西非法集资案主犯曾成杰执行死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抛开执行死刑之前有没有通知犯人家人不谈，仅仅以曾成杰特殊的身份，就能引人无限的联想，比如联想到浙江本色集团吴英一案。

是的，对于那些被集资的家庭来说，类似曾成杰、吴英这样的集资者是罪大恶极的，因为他们可能导致许多家庭一夜之间一贫如洗甚至负债累累。但是他们不得不质疑，难道只有他们有罪吗？只有他们来承担所有的罪过吗？

我们知道，这些因非法集资而身陷囹圄的商人，他们很多曾经都是当地风光无限的企业家，是纳税大户和企业标杆。他们能够出人头地，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由于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造星”，还是由于在地方种种税费盘剥之下不得不与官员建立联系。主动也好，被动也罢，一旦出了问题，比如因政府换届，或者企业资金链断裂，这些企业家就成了集资诈骗者，承担了所有的罪名，而某些难脱干系的官员却隐藏在背后逍遥法外。

曾有专家指出，中国民间融资的最大得益人是某些党政干部，但最大的受害者却是被政策绑架的集资人。我们看到，在以往发生的多起民间集资案内，很多党政干部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这些人既是民间集资的始作俑者和“推手”，又是最直接和最大的受益者。一旦东窗事发，他们往往闻风而逃，引起挤兑风潮，而曾成杰之流就必须以死谢罪。

抛开“空手道”式的恶意违法融资行为不说，如果可以得到银行贷款，任何一个企业为求发展，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都不愿意冒险从民间融资，一个创业者也就不会深陷融资泥潭。一个企业既要经营，又要按期完成工程项目，在得不到银行贷款的前提下，其唯一的选择只有民间借贷，这也就催生了民间集资，催生了曾经风光无限的集资人。

他们也许是这个时代的畸形产物，但他们为什么能产生，谁在为他们的兴盛而擂鼓助威，谁又对他们的衰败而落井下石？这些依然是值得深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