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民间NGO作为第三方组织,在过去五年发展迅速,尤其是民间可以做私募基金的条例出台以后,每年有30%的增长。截至目前,民间主导的公益基金已经超过政府部门主导的公益基金。
慈善公益:从激情到理性
来源:中国企业报 作者:本报记者蒋皓
慈善公益:从激情到理性
从汶川到雅安,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经历了5年时间的发展蜕变,从青涩日趋成熟。记者在跟随陕西零贰玖公益中心赴雅安救灾的过程中发现,企业“关爱人权、关爱生命”的情感表达,需要NGO(非政府组织)组织更理性的执行力,需要企业和NGO之间的合作默契。
民间NGO每年有30%的增长
此次雅安地震,中坤集团发动的内部员工捐款,都捐给了壹基金。对于官办的慈善机构,董事长黄怒波则吐出了一连串的“我不信任。”
“和政府机构挂钩一定是出力不讨好的。”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直言不讳,中国应该有越来越多的非上级主管的NGO组织出现。
雅安赈灾,壹基金获得了3亿多元人民币的现金和物资捐款,其中,来自企业的捐款占到52%,个人占48%,李连杰可谓“振臂一呼,天下豪杰应者云集”。壹基金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救灾基金。
同样是民间公益组织,陕西零贰玖则是做得比较有特点、具备广泛代表性的小微公益组织。零贰玖是陕西省西安市的电话区号,按创始人孔斌的宏伟构想,将来北京有零壹零、上海有零贰零……以西安为大本营,向全国各地辐射,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锡培判断,类似深圳壹基金、陕西零贰玖这样的民间NGO组织越来越多,“一定是代表整个正确的方向”。
据了解,民间NGO作为第三方组织,在过去五年发展迅速,尤其是民间可以做私募基金的条例出台以后,每年有30%的增长。截至目前,民间主导的公益基金已经超过政府部门主导的公益基金。
在凤凰财经所做的调查中称,热衷公益的企业家们也经历了从“激情公益”到“理性公益”的转变。
只有告别“激情”,公益才能持续。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表示,“2008年,可能有一轮情感奔放,但亲自参与了那一轮救助的志愿者,回来后都会变得理性很多,知道有些问题解决不了,从情感回归到相对理性。”
“企业和NGO之间默契的关键是信任”,零贰玖公益中心的志愿者张朋飞谈及与企业打交道的感受时说,“我们零贰玖为企业做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经过多年的磨合,企业家们对我们越来越信任,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就越来越默契。”
能够全面按时
披露信息的不到5%
在初创阶段,名人知名度为慈善品牌的造势起了一定作用。与壹基金创始人、功夫影星李连杰有异曲同工之妙,陕西省残疾人创业协会会长董志江也是一个纵横四海、“跨多领域”的名人。他不仅是一个成功企业家,还是好几届的残奥会冠军,是陕西省培养出的引以为傲的国际体坛巨星。
董志江说,当代中国企业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的感召下,有两座高峰需要矢志不渝地攀登,一个是“商道”高峰,另一个就是慈善事业的“人道”高峰。攀登的过程也是一个磨砺的过程,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因为有了李连杰、董志江明星正能量的弘扬,民间公益组织越来越深入人心。
而有官方背景的红十字会,却因为郭美美等负面事件深陷公众质疑的漩涡。雅安地震,当壹基金已经募集到数百万元善款的时候,红十字会只募集到几万元。
专家表示,只有提高透明度,才能让红十字会重新获得公众信任。除了郭美美,官方背景在与民间公益救灾行动的严格竞争和比较中,工作效果和工作效率上的差异,也导致了公众对红十字会信任感的缺失。
事实上,中国公益组织的资金使用情况公开披露的状态并不佳。来自2011年壹基金年报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中国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有44.6万家,能够全面按时披露信息的公益组织大约不到5%。
“壹基金创立转型,都渴望做上市公司的管理架构,常态下的捐款会在年报、半年报当中体现。”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对媒体表示,“这一年的资金投了哪些项目,当时理事会如何讨论,几人投票,几人弃权,这些过程,我们都想公开。”
无疑,公开透明是慈善公益的生命线。此次雅安赈灾,零贰玖公益创始人、理事长孔斌给《中国企业报》记者出具了详细的财务票据。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送去物资价值150万元左右;全部支出成本共计27568元,其中油费9685元、租大车费6000元;收到捐款18276.7元,加油卡5000元,共23276.7元……谈及下一步帮助禾林村灾后重建所需筹集的资金,孔斌也清清楚楚算了笔账:受损房屋维修一般在4万元左右,推倒重建需要30—40万元左右。他号召中国的企业家们加入灾后援助的行列。
完善的制度基因
植入慈善体系
法门寺的《佛说布施经》上说,“以无住无相心施”,这是上上施的戒律。增勤法师主持的法门寺基金会,曾在玉树地震中捐赠了价值达40万元的八宝福粮,这是佛门慈悲的“无心”布施的开示,但俗世中的企业家们也能否心无旁骛地做到“无心”呢?
在行布施的那一瞬间被崇高感和喜悦充满,布施之后,心里难免又犯思虑重重,对善款的去向甚是“不放心”。企业家们有自己的个性和严苛的标准,他们的世俗理智也无可厚非。在一个功利的现实社会里,这个“无住无相”布施的理想境界能否达到?
其实,这个境界从主观意识到客观效果都是有可能实现的,前提是要把慈善捐赠规定在法律的框架里,把完善的制度基因植入慈善体系运营。
被誉为中国首善的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的行为也是可圈可点,2010年西南大旱与青海玉树地震,曹德旺父子共捐出3亿元资金,捐赠方式极为特殊———以相当严格的条件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订了协议,2亿元的资金必须按照每户2000元的标准向灾民发放,明确规定“当官的不能给”。
曹德旺在协议中明确写道:“在善款下发之后,由曹氏父子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将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发现超过1%的不合格率,中国扶贫基金会需按照查抽获得的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这个协议最终具有法律的威慑力,在签订完这个协议后,曹德旺的确可以高枕无忧了。
在雅安赈灾途中,有一个细节让记者感动。路遇一对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的“善德”夫妇。虽已风烛残年,但精神矍铄饱满,因为汶川地震,他们来到了四川援助,五年时间坚守没有离开过。人间有情,世人目睹了中国企业家们慷慨解囊的“财布施”,但这对老夫妇的“无畏布施”更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