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发展是一场
“进行时”的改革———专访《国企备忘录》纪录片总导演李洋

国企发展是一场“进行时”的改革

大型纪录片《国企备忘录》播出后，众多观众通过不同途径表示对国有企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思考。这不禁让人联想，《国企备忘录》纪录片总导演眼中的国有企业是怎样的？在拍摄的过程中，最让她记忆的是什么？1月24日，李洋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讲述了《国企备忘录》纪录片里国企改革的故事。

《中国企业报》：您在开拍之前和拍完之后，有哪些变化？在您脑海里，对于国企发展有哪些记忆犹新的故事？

李洋：思想上有蜕变，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在刚接到这个任务时，我觉得很头疼的就是这个题太难做了。我们对于国有企业的认识、材料，就是仅限于原来做的下岗分流那个阶段，我们可能知道它发生了一些比较惨烈的故事，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流于简单的报道，没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再加上关于国有企业的报道非常之少，能够系统地去梳理国有企业的材料几乎是完全没有的，我找不到任何一本书和一个素材。

就在这个时候，宋志平、林左鸣和刘明忠等几位央企负责人所说的国企改革的故事吸引我们继续去摸索发生在国企身上的故事。

我们以前采访民营企业家的时候，他们可能更多地谈市场、竞争、产业结构，很多是谈政策、国家怎么不支持，他们有什么困境，银行贷款多难，市场环境多么恶劣，各种国企对他们的挤压，民企老板多是这种的东西。

但是国企老板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全在想中国的大问题、产业的大问题。我发现这些企业家想的问题不一样。他们关心的东西不一样，他们除了考虑自己企业发展之外，还要考虑这个企业跟国家的关系、跟百姓的关系。而听他们谈话的时候，会听到他们谈员工，他们很在意员工。

我觉得宋志平能这么去处理跟民企和媒体的关系，并不能简单说他从个人的角度，因为他站的位置，是从国家的角度问题考虑的，所以他才能做出这种包容的举动。

《中国企业报》：国之栋梁，企之基石。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道路上的尝试、磨难、追寻和探索，《国资备忘录》里呈现给观众的是什么样的国企？

李洋：我觉得就是达成理解。但光是以情动人达成理解，这个好像也不太靠谱，但是说释疑解惑，这个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呢？通常我们想释疑解惑，去解释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应该从历史的、人文的、文化的、哲学的自然层面去找到很多能够证明和说明它的理由，但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找不到。

国有企业是什么呢？那就是社会主义，是与社会主义整个的体制是有关系的。谁让它诞生的？就是政府、国家让它诞生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自然生发出现的东西，我们从自然的层面、从天然生发的层面、从哲学文化的层面是找不到理由的，立不住，打不动。

最后我们就是摆事实，例如《国企备忘录》第一集讲国企的源头，我们完全没必要去回避这个争论。关于国有企业的争论不是今天才有的，2000年前就在争，而且那时候争议的就没有结果，但是今天还在争，争什么呢？跟现在讨论的问题都是一样的，虽然历史不一样了，背景不一样了，所有的东西不一样了，但是根的东西还是一样的。

国有企业要考虑国防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民生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几千年没变过的。

其实找不到能立得住的所谓的哲学的、自然的、历史的论据，就是说大国崛起，可以找到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的依据，国有企业找不到自然生发依据，因为它就是需要，政府的需要、国家的需要。

《中国企业报》：有观众称《国企备忘录》看得意犹未尽，当然，也有人持反对的态度。您刚才说《国企备忘录》是在摆事实，国企事实上是什么样的？公众又该如何看待国企的改革发展？

李洋：《国企备忘录》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很多国企改革的故事没有放进来，而且只在谈事实，并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因为国企发展本就是一场“进行时”的改革。

国有企业大都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国企要参与市场竞争和思考战略高端配置。国企参与全球竞争，在军工、国防方面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企业层面，代表的就是中国的实力和竞争力。

目前产业制度出现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企业的问题。国企在重大涉及国防安全的部分，是不是能退出去？公众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脊梁，应该是国企去做投资大、风险大的工作。但投资大、风险大的东西，应该是国有企业干吗？毕竟国企拿的是全国人民的资产，拿全民的资产投入到高风险的项目上，这个对吗？当然，《国企备忘录》后来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太难回答了。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军工也有他非常绝密的东西，但美国把它全部拆解，一个巨大的项目拆成几千个小项目，发包给民营公司去干。然后，美国设立专门的部门去做综合和组建，美国做的是一个系统的大工程设计。然而，中国的这种系统设计还不完善，只能靠国有企业去突破。

《国企备忘录》并不想证明什么，只是希望大家能来共同思考国有企业怎样才能更好地辅佐百姓生息，护佑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