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理论智慧的集成———访《十八大报告国有企业学习读本》编写组组长李锦

国企理论智慧的集成———访《十八大报告国有企业学习读本》编写组组长李锦

李锦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组织撰写的《十八大报告国有企业学习读本》，把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实质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这是国企改革与发展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

本书编写时，对国企十年思路是怎样梳理的，形成什么样的逻辑体系？有什么创新追求？为此《中国企业报》采访了本书编写组组长、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填补国企理论研究的空白

《中国企业报》：《十八大报告国有企业学习读本》出来后，有企业负责人认为这是一个国企理论体系，做了一件大好事。对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用国企眼光来解读，这是没有人做过的事。请你介绍一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编写这本书的？

李锦：党的十八大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与3600万国有企业队伍有什么关系，怎么把十八大精神与国企结合好，这是国企理论界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在十八大报告一发表，我就连续三天几乎是彻夜不眠地细读，然后用了十多个版面进行解读。当时国资委即将成立十周年，也有个从理论上总结概括这十年国企工作的问题，这两件事碰到一起了。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有几十种，多有普遍指导意义，而对国企直接涉及的内容则很少，撰写一本为国企系统党员与领导干部的理论书籍，便成了现实需要，也是国企理论研究界一个有待填补的空白。

十八大一结束，我们便向国资委有关部门汇报沟通，并经研究会同意，迅速组织高校研究专家和中国企业研究院学者组成编著小组，开始有个研究提纲，后来修改达十次以上。

《中国企业报》：十八大报告内容丰富深刻，而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十年又异常复杂，把两者结合起来有很大难度。

李锦：关键是找到一个基点，这就是紧扣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十年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与方针；一个灵魂，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形成一个特色，这就是“突出经济、突出国企、突出实际”的指导思想。在编写时重点围绕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两大主题，侧重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对策研究，尽可能提出今后五年解决问题的思路。

《中国企业报》：我们读后感觉本书的规律性、思想性、权威性很强，融资料性、知识性、智慧性于一体。你能介绍一下关于本书撰写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李锦：我们是注重专业、权威、引领价值的。这个权威不在于我们的研究，而在于我们依托了两个体系，一个是十八大报告自身构成一个理论体系，一个是国资委历年来的文件，构成一个国企理论政策体系。当我们看到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和其它十多份文件时，有如获至宝的感觉。这些文件是国资委理论政策的智慧结晶，是国资国企系统干部们近十年尤其是近三年艰苦探索的智慧结晶，倾注着国企干部的心血。这些文件在规律的归纳上功力很深，我们非常尊重既有的探索成果。我们近几个月做的事，实际是学习理解这两个理论政策体系，然后把两个体系对接起来、融合起来，重点做理解与结合的工作，最后表达出来。这样做有个好处，把十八大报告与国资委的相关文件结合起来研读，加深了对十八大精神的理解，同时也使得我们对国资国企相关文件的理解，得到升华与深入。这样一做，会有利于国有企业党员与领导干部统一思想，提高理论素养，引领将来的国企改革与发展工作。

最难做的是逻辑体系的构建

《中国企业报》：打开书的目录一看，语句对仗，脉络清晰，有很强的逻辑关系，有一种内在冲击力，很有力度。有的企业领导评价是“一书在握，全局了然”，你们是怎样构筑这种逻辑体系的？

李锦：十八大还未召开时我们便找来十三大至十七大报告解读研究，形成一个研究提纲。后来发现五次代表大会报告结构相近，尤其是十七大与十八报告相近处甚多，也就是说共性太多。我们写的是国企读本，而十八大报告有约28000字，直接关于国企的论述内容不超过200个字，大概是百分之一，我们则要写出30多万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对十八大报告重点阐述什么？哪些可以少阐述，需要善于判断，需要一定的洞察力。我们越写，感到压力越大，感到责任越大。

最终形成的逻辑体系，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建构：一是把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逻辑体系作为本书的框架，则是有详有略；二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道路、制度、理论与国企要联系好，讲得清；三是厘清国有企业十年来改革与发展的脉络和体系；四是对“做强做优、培育世界一流”的思想，从逻辑体系上理顺讲清。能够一目了然，脉络清晰。

十八大报告的前三个部分，我们抓住旗帜、理论体系、道路、制度与小康社会目标五个角度，在联系上进行阐释，明确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方向、道路和任务；

接着我们把解读重点放在专门讲经济的第四部分上。我们书中用了18万字来阐述，从改革与发展两方面来解读。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国资管理体制、董事会治理、基本经济制度论述国企的改革内容；从转变发展方式、管理提升、实体经济、创新战略、结构调整与国际化六个角度回答国企的发展问题；

后面是报告的五至十二部分，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的重大部署，分别明确国有企业在这几大建设问题上的职责。最后从精神状态上收尾。

写作组力求本书的内容全面而系统，除对国防、外交两节碍于篇幅而未作解读外，对十八大报告绝大部分都联系国企改革与发展实践进行解读，使得这个学习读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政策体系。

当然，这个读本是智慧的结晶。对国资管理体制的理论梳理，副组长徐旭红就提出很好的意见，希望本章能完整地体现出国资改革近十年的变化，以其中的董事会治理等小节正是体现国企改革的制度创新点，有实践意义。

《中国企业报》：这本书规律性很强，每个问题都有一个完整的框架，对将来各级企业起草报告的人很有帮助。

李锦：我们在写作时，注意好谋篇节局，每节内容都是一个认识体系的组合。具体写作时抓住两个点，即忠实党的十八大报告原意，每篇文章的起点在十八大报告；又回答了国企改革与发展的重要问题，每篇文章的落脚点在解决国企问题的对策上，对于每个重大问题，都用五至八点来解答，使其在规律上完善起来。要让人家听明白，首先自己要想明白。

《中国企业报》：书中多次提到关于国企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请问，这个制度自信对未来国企的发展有何影响？

李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内容庞大，我们特别注重制度问题，这在十八大报告中也是一个新东西。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一系列制度体系组成的，而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是经济制度的主体部分。国有企业党员干部学习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入手，从近十年国资监管的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实践入手。只有充分理解了，弄懂了，从而为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打下坚实的基础。

后来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引起王勇同志的重视，他对我讲这个问题抓得准，抓得好。

集合国企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智慧

《中国企业报》：有人说你们这本书与多数十八大辅导读本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紧密联系实际，你们恪守的原则是什么？

李锦：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求实、务实、落实，对实际工作者有用。其实，十八大一结束我们便组织专家赶写，仅20多天便拿出了初稿。后来一看，并不理想，因为教授们写的多是共通的东西，语言也相似。于是，我进行一遍一遍的修改，几乎每章的第四五节都重新改写。后来国资委有关部门提供许多文件，一个字一个字抠过去，用了几十个小时重新梳理对策部分，使得国企实践特色鲜明起来，觉得这本书才能拿得出手。

科学发展观这一部分的第四、五节，便是解读“做强、做优、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这个思想体系的。使这个思想体系有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使科学发展观在国企的践行中有了实际的依据。

例如，十八大报告中在结尾时讲了必须增强忧患、创新、宗旨、使命四个意识，也就是几个核心词汇，这是对全党普遍号召的，如何体现落实在国有企业身上，没有什么地方作过解释，我们就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进行阐述，写了一万多字，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语言，也算是我们对国企的智慧奉献吧。

《中国企业报》：这是一个理论工程，按说应该有一批人用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你们仅仅用两三个月便完成了，实是一个理论奇迹。

李锦：看起来是两三个月，而党的十八大报告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国资委的一系列文件集中国企系统的智慧，我们只是在较短时间内做理解、归纳、结合与阐述的事。

在编写期间，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宣传局局长卢卫东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都听取了编写组的汇报，对提高本书质量与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国企专家周放生还抽出时间审阅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参与这本书编写的包心鉴等一批学者是有影响的理论权威，包括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意见参与，无疑为这本书增色不少。应该说，这个理论读本是集体智慧，是一次理论的集成创新过程。

《中国企业报》：有人认为这本书拥有很厚的知识积淀，是部“功夫书”，是多学科的结合，也具有很强的政策研究特点。

李锦：这本书的写作功夫有些是现在下的，有些是大半辈子的积累。内容写的是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立论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这点很重要。再结合经济管理理论，依托的是思想与政策的研究，运用的是哲学与逻辑方法。因此从学术思想上也是一次集成创新。例如第十六章政治建设这部分，完全是按政治学分类的方法来写的。我是山东省政治学研究会副会长，而不研究政治学的人可能便是另一个写法。这本理论读物着眼于国企党员领导干部，但对国企的政策研究、经济管理、思想教育、新闻宣传、党务与理论教学工作都可能有所启发。

《中国企业报》：这本书，为什么是学习读本，没有称为“辅导读本”？

李锦：这是研究会做的事，但是具体写作还是我们这帮人，由于水平和其他方面的限制，只能是学习体会。我们也不能让自己负载太重，有关领导也是这么要求的。简介

李锦，《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新华社原高级记者。

从1978年起参与国企的研究与报道，曾参加“双星市场经济道路”、“胜利油田资本经营”、“拉萨啤酒厂股份制”与“中国建材央企市营”等重大国企典型的调查与总结。所写调查得到38位政治局委员批示。理论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等17部著作。现兼任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山东大学等七所大学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