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首先要人才转型

经济转型首先要人才转型

如果没有乔布斯,就不会有苹果。但更可怕的是，如果没有乔布斯，我们甚至于不能够想象出Iphone或者是Ipaid，也就无从知道我们的生活中缺少或失去了什么。

推而广之，正是因为有分布在不同行业的创新型人才，才让我们生活的世界争奇斗艳，精彩纷呈。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让我们生活少一分意趣、少一分美妙。

人是改变这个世界的首要力量和基础性力量。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不妨把这个命题缩小一下，落到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有什么样的人才，才会有什么样的产业基础；只有首先实现人才的转型和升级，才能实现经济的转型和升级。

有了这样一个结论和共识，我们就会找到这些年来经济转型和升级推而不动的根源，也会找到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不是继续在困境中徘徊。

新年伊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考察工作时说，“7·23”事故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更加懂得要树立更强的责任感。中国的高铁事业要发展，要重视人的管理，因为安全和质量离不开人。

温家宝说，要重视人的管理。因为设计图是人制作的，零部件是人制造的，检验是人把关的，技术是人掌握的，安全和质量离不开人。正如你们所说，产品如人品，什么样的人品就有什么样的产品，而人品中最关键的是高度负责，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劳动力素质低、人才供给与经济发展需要不匹配，这是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瓶颈性因素。尽管我国近年来，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多达1000多万人，但绝大多数都是传统学科的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真正能够提供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具备相应知识和能力的人才寥寥无几。

在劳动力总量庞大、就业压力大的背后，人才的结构性短缺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能量。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职业化教育的缺失，导致中国劳动者普遍缺乏职业技能、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这不仅使得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大打折扣，而且引发了制造精细化程度低、残次品率高等一系列质量和安全问题，甚至成为“7·23”事故的直接诱因。

在刚刚举行“第十六届(2012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劳动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指标。“中国现在制造业是世界第一大国，但是我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美国相比还是差距比较大，美国制造业全国劳动生产率是每人每年18万美元，我们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年不到20万人民币。”这说明尽管我们的GDP增长很快，但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并不高。

像高铁频繁的提速一样，中国的人才培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被毫无节制地“提速”。大学扩招是一个显著性的标志：由于扩招，一方面导致生源质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也导致师资资源质量的下降，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其产品质量（也就人才质量）的下降。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整体“提速”，导致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巨大的人才缺口，使得许多原本不合格的劳动者大量进入。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在去年底，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珠海最大的外资企业伟创力公司因扩大生产急招大量男女普工，贴出“识字即可”招工告示。在感叹其招工门槛之低在出人意料的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超高速度的发展已经导致企业劳动力素质出现了下降的态势。其后果是，许多行业都在低水平层次上重复扩张，不但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反而因落后产能的体量增加，导致负面惯性加大，使结构调整和转型面临更大的困难。

有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年间，尽管中国基层劳动者的工资大幅度增加，但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仅为工资增速的一半。这导致中美制造业的成本差距正在被进一步拉近。2010年，中国的平均劳动力成本已经升至美国的31%。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的工厂正在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迁往东南亚地区，甚至是美国本土。

在笔者的调研中，许多发展态势良好的中小企业都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够降下来，以便能够招聘到更多合格的人才。对于新兴战略性产业而言，人才困境是比资金困境更难破解的难题。我们不仅面临行业领军型人才的匮乏，也面临大量基础性人才的短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才则是科技的载体。职业化人才的缺乏是我国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和风险。提升人才素质，改变人才结构已经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