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之惑不认真地科学对待，央企舆论之“惑”就有可能演变成舆论之“祸”

舆论之惑不认真地科学对待，央企舆论之“惑”就有可能演变成舆论之“祸”

从《央企为什么这样“红”》到《国企十宗罪》，再到《国企十四宗罪》，妖魔化央企一度甚嚣尘上。

甚至中石油登顶英国《金融时报》“全球500强”排行榜的榜首，但国内大多媒体及专家的反应，意料之中的无人叫好，反倒是一片讥讽之声。实际上，当前社会公众和一些媒体对央企、对垄断、对“国进民退”、央企地王等问题的认知，与央企的实际情况存在着较大的“误会”。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唐远清博士表示，央企亟待加强舆情应对的能力，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

“事实上，由于央企目前在舆情应对上的不足，使得央企的社会形象与其实力、地位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央企继续发展壮大的不利因素，这需要引起央企的高度重视。”唐远清表示。

垄断之辩

央企正在面临一个尴尬局面：若亏损，公众会嘲笑你管理僵化落后；如盈利，公众则会批评你行业垄断。多年前，国资委前任主任李荣融曾感慨，“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虽然央企这几年的经营绩效明显提高，但有一些学者认为，绩效提高的原因并非源自企业效率的提高，而主要来源于央企的垄断地位，这不利于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化改革需要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

不过，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明确表示，中央企业并不存在垄断，只有个别带有垄断色彩的企业。“垄断问题非常容易讲，我们内部真正经营具有垄断色彩的，最典型是七家企业，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和三个电信。他认为，中央企业不都是垄断企业，垄断企业是少数，竞争性的是大多数。而且竞争性企业这几年发展速度要更快。

“国有企业要有新的发展，每年都需要新的投入，如果财政不拨款就应该用企业的利润留成。很多人现在认为国企截留利润用来给高管和员工发工资了，其实企业利润和企业工资是不搭界的，是两条线，关于国企高管的工资，国资委是有严格规定的。最基本的原理都没有搞明白就在那里嚷嚷，很让人费解。”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对媒体表示，“有学者说国家给国有银行注资那么多，国有银行利润竟然一分钱不上缴，这不是事实，我们工行每年现金利润上缴50%，所以说许多地方都被外界所误解了。”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张春晓表示，“因为市场经济一直是动态，中央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是顺应了经济发展规律的，对中央企业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张春晓表示，“投资空间是相对的，国有企业的发展，从静态看好像是挤占了民间投资，但是从动态看不仅不会缩小投资空间，相反因为市场的需求而扩大了投资空间。分析我国行业的产业链，基本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

进退之辩

社会上有不少人将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特别是一些兼并、收购和重组的事件说成是“国进民退”，认为这是与“民”争利。

在“国进民退”争论中，山西煤矿重组被作为重要案例证明。

但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认为，社会上所传山西整合重组大搞“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大进小退”、“优进劣退”，这样做，更有利于优质煤炭企业做强做大。在产煤大县柳林，8个整合主体中，有7个是民营企业；在吕梁市，民营企业占整合主体的60%，产能也将占到60%。

而对于中粮入主蒙牛一事，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均认为，“中粮入股蒙牛和国有企业炒地皮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不能混为一谈。从实际效果说，中粮入股帮助蒙牛解决了资金困难。中粮入股蒙牛不是以大吃小，是大帮小，国帮民，这是值得鼓励的事情。一些媒体把这也归于‘国进民退’，这是混淆了概念，不是一回事，这是中粮和牛根生‘自由恋爱’的结果。”

实际上，早在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重要方针，即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与“民”、“公”与“私”是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此进彼退、相互排挤的关系。

专家表示，“国退民进”也好，“国进民退”也好，都是不科学的提法与概念。企业进退涨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争论谁进谁退没有意义，用所有制来硬套，更没有意义。最好的做法，还是研究一下如何保持和改善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市场环境，无论是从现实，还是长远来看，这一点对国民经济与企业发展可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