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创新型国家是高质量发展关键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迎接数字化浪潮挑战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认为，经济严重衰退、金融市场巨大波动、国际政治生态恶化，疫情在根本上改变了世界。但疫情影响最大的是科技。疫情推进了全球的科技创新，也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全球引领科技的高峰。

他判断，“十四五”期间科技和数字化转型的大潮将到来，与之前的变革不同，人们可以选择拥抱还是不拥抱它。但是当科技和数字化转型过来的时候，所有的人、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国家都别无选择。这是生死之变，要么跟上这个潮流，要么被淘汰。

朱民说，我们在基础、核心、“卡脖子”技术上还有不足。例如，光伏面板，中国占全世界50%的市场份额，但有15%的技术在国外；高铁在国内占100%的市场份额，但核心技术仍有10%在国外；我国引以为豪的数字支付，也有10%的技术在国外；至于半导体，90%技术都在国外。

朱民将未来的竞争阶段分为两个，短期内是5G和云计算，长期则是工业互联网和区块链。严格来说，中国今天还处于4G和智能手机阶段，并已开始进入5G和云计算阶段。他认为，我国的战略是利用全面走进5G和云计算时，提前合并跨越到工业互联网和区块链。

我国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战略。对此，朱民认为，在国家战略落地中，首先要加快5G基站建设。但5G只是基础，它是为社会和工业服务的，5G的下一步将是工业互联网。

朱民称，随着数字流建设，这个世界将根本地改变。后疫情科技有三大趋势：经济驱动将从资源驱动转向数据驱动、社交距离将推动共享经济将转向无接触经济、全球价值链将推动全球合作转向自主创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

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说，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如何化危为机的问题上，中国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堵点；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

王昌林说，要将超大规模市场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就要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这就要求针对不同类型主体的需求，打通阻碍其需求潜力激发的痛点和堵点。

具体而言，中国既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着力扩大消费需求；也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形成长期稳定发展预期，鼓励企业增加投资；更要用好积极财政政策，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努力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作用。

在供给侧，疫情冲击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的事实。王昌林说，“十四五”期间，要发挥中国完备工业体系的优势，稳定制造业发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展壮大新动能。

谈及当前中国经济表现，王昌林指出，虽然经济运行呈现出许多积极迹象，但这些变化多为恢复性增长，部分指标增速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一些指标的累计增速仍处于下降区间。加上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经济恢复过程中的不平衡态势仍比较明显。

下一步要落实好前期出台的纾困惠企政策，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时效性，确保各项措施直接惠及市场主体。继续实施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政策，发展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

创新是“十四五”规划基本内核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表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创新是落实“十四五”规划的基本动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支撑，也可以说是“十四五”规划的基本内核。

胡敏说，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基本方略和主要抓手就是创新。这个时期的创新的确需要全方位，这不仅是顺应第四次技术革命、产业革命蓄势待发的大趋势，促进产品变革、技术变革、产业变革，更是顺应市场格局变化，而加快推进要素组合变革、组织管理方式变革、体制机制变革，就是要以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推进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也要以经济基础的结构性变化推进上层建筑的适应性变化。就是说，“十四五”规划既要按照结构调整的战略导向，突出生产力创新，也要按照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更加重视制度创新。

胡敏认为，好的规划编制是要针对现实、解决当前的矛盾和问题，才能为后一个时期更好发展奠定基础，所以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要做好统筹兼顾。

胡敏强调，要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围绕推动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防范化解风险等，研究推出一批重大政策。围绕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激发市场活力，研究推出一批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尤其要按照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的要求，在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上取得更大进展。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促进各生产要素合理高效集聚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认为，世界上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均实现了人口和经济的高效集聚，同时也实现了城区和区域间的人均GDP和生活质量的平衡。相比之下，我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仍存在多方面滞后。建议加快实施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第一，加快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当前，我国城区人口在500万以下的城市的户籍制度已经全面放开，但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仍有所保留。在“十四五”期间，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超大城市应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建议大城市降低落户门槛，以实际居住和就业的年限为主要标准作为落户条件。特别是对于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超过一定年限的外来人口，要加快落户进程。

第二，打破行政边界，围绕中心城市大力发展都市圈。首先，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破除城市土地利用的边界束缚，加强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在公路和轨道交通连接等方面的合作，同时着重开发轨道交通沿线地带，形成都市圈范围内网络状的高效率的空间发展状态。其次，要强化大城市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发挥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在产业结构、资源整合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中心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紧密连接、共同发展的态势。

第三，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应当尊重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要转变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考核方式，建立以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为主的考核体系。欠发达地区要立足本地的比较优势，着力发展现代农业、旅游业、自然资源等产业。随着人口逐步流出，提高人均资源拥有量，提高本地人均收入。在人口流出地做减量规划，公共服务适度地向中心城区集中。

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廖群：

“十四五”应仍以发展为先

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廖群认为，“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导向应该仍以发展为先，或引用邓小平总设计师的语言，仍以发展为“硬道理”。

第一，从需要角度，以发展为先，才能确保今后20年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年均5%左右），从而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超过12700美元），并在本世纪中以前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达40000美元左右）的战略目标。

第二，从条件角度，以发展为先， 下一个阶段我国能够取得中高速增长。很多人问我国经济还有发展或增长潜力吗？ 这是一个老问题，廖群曾多次撰文论证我国经济今后20年中高速增长， 即GDP增长20年年均5%左右，前10年5%—6%， 后10年4%—5%的潜力。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从时机角度，以发展为先，才能及时抓住可遇不可求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是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并将主导世界经济的未来；在这一革命中领先则将取得新的增长动力并将引领世界，否则反之。截至目前我国已经领先，但道阻路险，竞争惨烈，不抓紧时机进一步奋斗则可能转为落后；一旦落后则经济增长动力消退。而抓紧时机，就需要继续以发展为先。过早地以稳定为先而将发展推后，就有可能丢失这一机遇；一旦丢失，“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想抓也抓不到了，则此后我国经济增长将过早地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另一方面，从负面时机来看，新的外部挑战迫使我们要坚持发展为先。只有继续以发展为先，通过加速内循环加快内需增长以弥补外需增长放缓，才能打破美国遏制我国崛起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