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上接Z03版）

这些写本和文献展现的，是一个国际化的敦煌，是一场场文明交汇的壮阔图景，是一幅幅丝路贸易的美丽画卷。他万万想不到，被洗劫8年后，藏经洞还有15000卷至20000卷文本，大批文本仍包扎得整整齐齐，如同它们在8个多世纪之前堆积在那里时一样，他“面对的是远东历史上需要记录下来的中国最了不起的一次写本大发现”。你能想象出他那种既想欢呼，又怕被道士识破的激动心情吗？

巨量的文书，即使一年半载也难以阅读完毕，于是他迅速作出决定，必须至少是全部打开它们，简单地研究一下，辨认每种文书的性质，确认一下价值，最终确定哪些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出让的部分”，哪些是“尽量争取获得、同时在无奈时也只得放弃的部分”。

在此后的3周时间里，他蹲跪在一个小龛中，就着昏暗的烛光，忍受着呛人的灰尘，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将洞中尚存的文书全部翻检了一遍。他自豪地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他选出的6600卷精品文书，几乎囊括了洞中尚存的全部珍本、孤本，此外还有200多幅绘画，学术价值远高于斯坦因依靠翻译而获得的文物。

随后，伯希和提出花500两银子买下这些宝贝。那一刻，王道士脸上浮现出不易察觉的微笑。想当初，卖给斯坦因14000多卷文书才赚了200两，如今7000卷文书却能得到500两，这一次赚大了，“成交！”

1909年，伯希和让助手将7932件敦煌文物运往巴黎，至今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不久，伯希和来到北京，在六国饭店参加了北京学界名流为他举办的宴会，向大家展示了部分藏经洞文物及照片，其中一位中国学者问他：“伯君，这些经卷随你回国，再也见不到了，可否将经卷拍成照片，赠送我们一份。”伯希和连忙答应下来，同时他还劝中国学术界：敦煌石室中还有8000余卷遗书，应早日派人前往保护，以免被别人夺走。

是良心发现了吗？也许有人相信，但我不信。

七、藏经洞空了

小偷主动展示了赃物，被盗者方知家里被窃。立刻，罗振玉等人上书清朝学部，督促朝廷电令敦煌官员清点藏经洞文献，不得卖与外人，并责令新疆巡抚何彦升将剩余文物押运京师。

按理说，剩余的藏经洞文物应该全部收归国有了吧，可王道士早在官府派员清点前，就私自藏掖了1000余卷文书。而负责清理押运的官吏又未能将洞中遗物收捡干净，只运出文书9000多卷。装车起运时，只以草席覆盖，沿途时有掉落，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3个月后抵达北京时只剩8000余卷。

文物抵京后，先被何彦升运到自家宅院卸下一部分，然后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为掩盖私窃之实，何彦升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以充8000卷之数。经过几番劫难，如今国家收藏的经卷，大多破损不堪。相比之下，被外国探险队劫走的敦煌文物却历经千山万水一件不缺，并且做了精心维护与严密保管。历史老人再次无情嘲讽了当时孱弱的政府和愚昧的国人。

王道士私藏的经卷后来分作几部分流散四方。其中369卷写本和两尊彩塑，于1912年卖给了日本大谷探险队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得到了150两白银。还有570余卷，于1914年3月卖给了第二次光临敦煌的斯坦因，得到了500两白银。另外80多件文书和32张残片，于1944年被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在莫高窟土地庙残塑中发现，这也是敦煌研究院拥有的第一批敦煌文书，此时距离藏经洞重见天日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藏经洞中剩余的碎片，于1914年和1915年被俄国探险家奥登堡劫走，今收藏于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有1万多号。他还劫走了几百件绢画、纸画、彩塑等艺术品，今收藏在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藏经洞终于空了！

难怪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无限伤感地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八、他来自哈佛

藏经洞空了，千佛洞也空了吗？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的脑瓜转得比谁都快。

受命赶往中国的，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婿——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兰登·华尔纳。

1924年1月22日，华尔纳和王翻译赶着一驾马车，沿着冰雪覆盖的车道来到莫高窟。

此时，藏经洞文物早已被瓜分干净，王圆箓又外出了，一般人会耐心等待，或者去外面找他。但华尔纳不是一般人，他未经任何人允许，居然大模大样地摸进了石窟，比进自家后院还要随便。游逛搜索了半天，华尔纳很是失落，因为他并未发现多少文书、经卷。同时，他又有点兴奋，因为在莫高窟700多个洞窟中，492个绘有壁画，这些壁画太古老，太精美，太典雅，太有收藏价值了，完全可以用特制胶布剥离移走。这天晚上，他安坐在马灯下，给远方的妻子写信说：“不用说，我就是折颈而死，也要誓死带回一些壁画局部。”

见到华尔纳，尤其是听到对方的提议，王道士有些吃惊，他只知道壁画可以整片剥下来，但那是很容易破碎的，他从来没听说可以用什么胶布把壁画粘下来，而壁画还能保持原样。考虑到官府有保护洞窟的命令，王道士有些犹豫。直到华尔纳送上礼物，他那张老脸才绽出一丝笑意。

在得到许可后，华尔纳剥下26块，共计32006平方厘米的唐代精品壁画。后来，华尔纳又出75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一尊出自328窟的盛唐彩塑供养菩萨像。由于华尔纳揭取壁画的方式极其原始、拙劣与粗暴，导致他剥离后的壁画完全破碎。因此，他与其服务的哈佛大学一起，被觉醒后的中国人民钉在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耻辱柱上。

他粘下的26幅敦煌壁画和彩塑供养菩萨像，如今收藏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在此我提议，所有心怀梦想进入或者已经有幸进入哈佛这座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孩子们，一定前往校内的福格艺术博物馆，瞻仰一下本该静静地躺在中国敦煌的那些文物，并牢牢记住中华民族这个醒目的伤疤。

拿到银子的王圆箓日子也不好过，华尔纳记录到，“王圆箓卖给我的东西，我只付了75两，却被人夸大到10万银圆，于是村民以死来要挟王道士将钱拿出来与众人分享，王道士只好装疯卖傻才躲过一劫。”此后，王道士形同一只过街老鼠，直到1931年默默死去。

即便如此，华尔纳仍不满足。l925年5月19日，华尔纳组织的一个7人考察队再次来到莫高窟，准备使用胶布再次大规模盗取敦煌壁画。县政府虽然勉强批准了这次考察行动，但却附加了一系列条件：考察团成员不准下榻千佛洞；考察团的成员参观千佛洞要由当地派人监视，并须于当日返回县城；不准破坏壁画及其他一切文物。尤其是华尔纳所带的“一大车的布匹”，引起了参与考察的中国学者陈万里的警觉。后来华尔纳怀疑，正是在陈万里的挑动下，当地十多个村民放下手中的活计，自发成立了一支护窟队，形影不离地跟着考察团成员。美国人为了避免这些村民的不满情绪可能引起的暴力行为，尽量克制自己。但华尔纳后来回忆说：“一个不注意的错误，即使是一个愤怒的表情，也可能使他们倾巢出动，骂不绝口，甚至置我们于死地。”

无奈之下，华尔纳一行只得草草结束考察，于5月23日落寞地离开敦煌。那一串消失在鸣沙山前的脚印，像一个狐狸被剁下的尾巴。

九、为了忘却的记忆

1935年，在碧波荡漾的塞纳河畔，一对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夫妇——常书鸿、陈芝秀携手而行。当路过一个旧书摊时，常书鸿的目光落在一本书上。就是这一眼，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这部书叫《敦煌图录》，全书共有六册，载有400多幅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作者伯希和。

书中冥想禅定的佛像，流光溢彩的装饰，构图精美的壁画，蹁跹起舞的天女，让学油画的他为之震撼，为之沉迷，连妻子叫他都没有听见，用他的女儿常沙娜的话说就是：“那一刻，父亲的魂儿就被勾走了”“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

是否有这么一个地方，您不曾来过，初次邂逅却有阔别经年之感，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曾在梦里呈现，带着一种隔世的陌生与熟悉，也许这就是佛家所说的缘分，因为有缘，才会一见倾心，才会难舍难分。1943年3月27日，常书鸿和妻子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进了心仪已久的莫高窟。那一刻，人间仙境突然闪现，历史风味扑面而来，他仿佛看到了几十位古代各民族画家在洞壁上挥笔作画的场景，仿佛听到了风中飘荡着的1600年前不绝如缕的斧凿声。他感觉，这里就是自己人生的归宿。

他们住了下来，一人临摹油画，一人学习雕塑，常书鸿还被任命为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然而，敦煌的生活环境与法国有着天壤之别，这让出生于满洲贵族家庭的常书鸿一度用“服刑”来描述这种难耐的艰苦。与常书鸿一心扑在工作上不同的是，身为江南大户小姐、被誉为一代名媛的陈芝秀，始终无法抛弃小资情调，一年四季身裹旗袍，再泥泞的地方也要脚蹬高跟鞋。特别是1945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借口财力紧张，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停止了经费拨付。实在耐不住寂寞与困顿的陈芝秀，抛下老公和一双儿女，与研究所总务主任赵忠清私奔而去。面对妻子不辞而别、儿女彻夜哭泣和失去研究经费的残酷现实，常书鸿却义无反顾地守在了敦煌，因为他离不开石窟里满壁风动的飞天、气韵生动的经变画，他舍不下石窟内外生命犹存的彩塑、变幻莫测的装饰花纹，他不放心把石窟交给对文物存有觊觎之心的地方官员。这一守就是50年，直至成为“敦煌守护神”。

段文杰，一名国立艺专的学生，因为受到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的感染，于1945年来到敦煌，后来接替常书鸿担任了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一直坚守了66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段文杰共临摹莫高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创下了个人临摹壁画史之最。他还主办了由16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敦煌研究专家参加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尴尬局面。

樊锦诗，一个娇弱的江南女子，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自愿报名来到贫瘠遥远的敦煌。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窗外惨白的月亮，泪水不止一次打湿了衣襟。她和丈夫分居长达19年，那段时间丈夫一再要求她调回内地，但她却一直坚守到今天，接替段文杰担任了第三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推动制定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对敦煌壁画进行了数字化保护，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如果有人问您：世界上有一份这样的工作，住土屋，喝咸水，点油灯，离家特别远，白天一上班就盯着墙壁，晚上只能数着星星入睡，工资收入也不高，您是否愿意干？

但是，敦煌的守护者愿意干。

使命，能在逆境的泥潭里开出灿烂的莲花；责任，能让暗淡的人生铺排出漫天的星辰。樊锦诗曾经感慨地说：“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有一天我成灰了，历史在这儿。”同样具有使命感的，还有著名金石考古专家罗振玉，他不仅一再呼吁政府保护敦煌文物，还公开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首次向国人公布了遥远的敦煌无比重大的发现，以及痛失国宝的真实状况。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王仁俊、蒋斧、刘师培等一批重量级学者，也投入到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中来。更有罗振玉、刘半农、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远涉重洋，到日本、欧洲抄录和研究流失的书卷。

特别是几十年来，敦煌研究院一代代工作人员，以超出想象的坚韧，用难以描述的精细，修复它，保护它，解读它，使这些世界级瑰宝以更为完美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激荡起来自全球的到访者内心深处炸雷般的震撼。

千年的莫高，永远的敦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