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上接Z02版）

北魏前期及之前的造像与壁画，人物比例适度，神情庄静恬淡，面貌与冠服仍保留着印度、波斯、西域特色，被称为“西域式风格”；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的造像与壁画，人物面貌清瘦，眉目开朗，嫣然含笑，潇洒飘逸，面貌与冠服具有明显的内地特色，被称为“中原风格”；北周时期，伴随着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石窟人物造型呈现出中原式秀骨清像与西域式丰圆脸型相结合的“面短而艳”的崭新形象。就连印度的男性菩萨也被改造为一手持柳枝、一手端净瓶、脚踩五彩莲花的慈眉善目的女观世音。至此，中华文明对于印度文明的防范与抗拒心理得到消解，“菩萨保佑”几乎成为中国百姓的口头禅，远道而来的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

莫高窟建设的高潮，出现在伟大的隋唐。开窟造像最为痴迷的，是武则天。695年，莫高窟第一大佛像——96窟中的“北大像”宣布开工。面世后的北大像高35.5米，背山朝东而坐，面容丰圆，眉目舒朗，气度庄重，圣洁静穆。双目俯视，似乎与参拜者心灵相通；右手上扬作施无畏印，意为拔除众生痛苦；左手平伸作与愿印，意为满足众生愿望。民间传说，这尊佛像与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像极其相似，原型都是武则天。

唐代，作为丝路咽喉，沙州共有三条道向西延伸，分别是南道，直通石城镇（今若羌）；旧北道，直通高昌；北新道，向西北通伊吾、庭州（今吉木萨尔破城子）。由于唐太宗对外来宗教兼收并蓄，唐高宗、武则天崇尚佛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祆教在此驻足，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在此交汇，沙州成为史书中形容的“华戎所交一大都会”，身旁的莫高窟也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这个时期的洞窟现存127个，占莫高窟总规模的四分之一。石窟外建有悬空的阁道和木构的檐廊，规模与气势令人叹为观止。洞窟墙壁上出现了佛像画、经变画、戒律画、供养人画、佛教史迹画。第323窟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佛图澄神异》《康僧会建康传教》《隋文帝迎昙延》等史迹画，艺术手法精湛，历史事件跌宕，图画人物传神，可以说，是历史、宗教、艺术价值兼具的世界级珍品。

“安史之乱”之后，敦煌易手，其中吐蕃统治67年，张义潮的归义军家族统治57年。信奉佛教的吐蕃人不仅将敦煌的佛寺扩展到17所，而且还在莫高窟新开洞窟57个，补绘前代洞窟20个，重绘洞窟11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张义潮家族在莫高窟建有洞窟11个，156窟的《张义潮夫妇出行图》，场面恢弘，结构严谨，线条简洁，是供养人画像中的旷世杰作。

整个唐代，无论敦煌被谁占据，莫高窟造窟运动都未受到实质性影响。受到影响的，是宋代。

三、封闭藏经洞

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政权的北宋，是一个文艺发达、军事羸弱的中原王朝。由于一味内敛，结果整个河西走廊都被西夏占据，喀喇汗王朝前往北宋的贸易团队只能改走南部的柴达木盆地。西夏对丝路贸易带来的超额利润十分眼红，因此经常从沙州和甘州（今张掖）派兵南下，劫掠喀喇汗王朝的贸易使团。被劫掠者忍无可忍，于是请求北宋允许他们攻打西夏。

立刻，地处战争前沿的沙州嗅到了狼烟的味道，信奉佛教的西夏王庭也似乎看到了星月旗插上沙州城头时的漫天火光。于是，向沙州军、政、僧三界官员发出命令，应该妥为保护莫高窟佛典，使其免受战火摧残，哪怕只能挽救一部分。

1093年2月，沙州官员和僧界领袖遵从命令，在千佛洞找到了一处洞窟，这是第16窟的一个耳室，空间不大，干燥，有小门且便于封堵，最初是唐玄宗赐封的河西释门都僧统——第16窟窟主洪辩和尚坐禅修行的地方。僧人们腾出16窟的耳室，将一大批4—14世纪的佛经、佛画、法器以及文书秘藏于此。他们将这些文书逐一编号，再把卷帙分组，标上所属的寺庙，然后封闭洞口，绘上壁画，留待战争结束重新打开。

9月，把持朝政的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变以土地换和平的防御战略为大举拓边，不但允许喀喇汗王朝进攻西夏占领的瓜州、沙州，还命令戍边部队配合作战。

1097年正月，北宋将领王文振率军大败西夏于没烟峡。与此同时，喀喇汗王朝也向甘州、沙州、肃州（今酒泉）发起攻势。为表慎重，二月初八，喀喇汗王朝派遣一个王子出使北宋。见到宋哲宗，王子报告说：“已差人攻甘、沙、肃三州。”宋哲宗大喜，称赞黑汗王“忠向”，并许诺，如能攻破这三座城池，一定重赏。

就在这一年，喀喇汗王朝攻克沙州，沙州军政官员与僧人被全部抓走，藏经洞成为永远的秘密，也有幸成为记录丝路多元文化的时间胶囊。

四、意外的发现

1900年，一个没有记忆障碍的年份。夏夜的蚊虫已经歇息，干热的漠风刚刚变凉，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仍举着油灯，像鬼魂一样在莫高窟里闲逛，因为他太兴奋了，他睡不着。

他叫王圆箓，湖北麻城人，生于1850年前后，早年因为家贫到肃州当了兵勇，后来离开军队，信了道教，成了一个道士。3年前，他云游到莫高窟，发现此地洞窟残破，但寂静如夜，于是下决心住了下来。就这样，一个太上老君的子弟滑稽地扮演起了释迦牟尼的“守护神”。他四处劝募，省吃俭用，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清理第16窟就花费了近两年时间。他还筹资在第16窟东侧建了太清宫道观（今名下寺）。显然，能说会道的王道士远比当地不精汉语的红教喇嘛更接近平民，于是，他开始用化缘得来的钱在莫高窟“广修功德”：雇人抄写道经，将佛像改塑为道教灵官，打通洞窟之间的隔墙，清理洞窟的积沙。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功德”——被现代学者向达视为“浩劫”，引发了一件惊天大事。

6月22日，一个姓杨的雇工在16窟休息时，用芨芨草引火点燃了旱烟，然后随手将燃剩的草茎插进北壁的裂缝中，却发现芨芨草怎么也插不到头。用手敲打墙壁，里面似乎是空的。不会有什么宝贝吧？这个雇工感到有些意外，便报告了雇主王圆箓。

当晚，王道士和杨雇工带着洋镐来到墙壁前。

就这样，藏经洞的秘密被揭开。王道士的墓志上写道：“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山坡开满了鲜花，但在牛眼里只是饲料。正如胡适提到王道士时所说，王道士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最初以经卷能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

但这样换来的，毕竟是小钱。后来，他决定选出一部分保存完整的经书，作为礼物送给上级官员，希望能引起官府重视，让官府出资整理藏经洞内的经书，自己也可以捞点油水用以修建太清宫。于是，他徒步行走50里，拜见了敦煌县令严泽，并奉上两卷经文做样品。可惜，知县不学无术，王圆箓无功而返。

1902年，新县令汪宗瀚上任。王圆箓又选出一包写本及绢画前往拜见。汪县令乃进士出身，对金石学颇有研究，看过样品颇感惊异，事后还专程前往考察，却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只是将王圆箓送来的写本及绢画挑出数件，分几次寄赠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看到经卷后，为其文化价值深深震撼，建议甘肃藩台将文物运到兰州保存。

王圆箓仍不甘心。他从藏经洞中挑选了两箱经卷，骑着毛驴长途跋涉400公里，风尘仆仆赶到肃州，找到了安肃兵备道道台廷栋。道台煞有介事地浏览了一番，结论是：“经卷上的字不如我的书法好。”好在道台念及王道士远道而来的辛劳，将此事上报给甘肃藩台，建议将藏经洞文物运到兰州妥为收藏。

甘肃藩台先后收到叶昌炽、廷栋的报告，却以敦煌到兰州路途遥远，耗资巨大，银两难筹为由，仅给汪宗瀚发了一纸“检点经卷画像，原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的命令。时间是1904年3月。

心灰意冷的王圆箓仍默默守护着藏经洞。但他深信，总有一天会等到识货的人。

五、丝路“魔鬼”

这个识货的人，名叫斯坦因，习惯于西装革履，嘴唇紧闭，一双深邃的眼睛透着狡黠与坚毅。他于1862年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家庭，从小就向往亚历山大对亚洲的远征，加上受匈牙利人是匈奴后裔这一观念的影响，东方的亚洲特别是中国，对他有着无形而非凡的吸引力。

长大后，他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主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期间精心研读了玄奘关于西域古国的记录和马可·波罗关于东方的记述，后来有幸翻阅了斯文·赫定首次考查西域后写成的《穿过亚洲》，也获知了俄国正组织探险队赴新疆的消息等，这些信息极大地刺激了斯坦因，一个赴中国探险的计划在他胸中生成。

1900年，斯坦因从克什米尔抵达喀什。这个在考古专业上堪称世界一流的学者，精通多种语言，却不懂中文，急需一个翻译。但喀什的外国考古学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一到文物所有权等关键问题上，中国学者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然而，英国驻喀什总领事乔治·马卡尔特尼（中文名马继业）给他推荐了一个人，并且特别告诉他：“这个人与一般中国学者不同，只要带上他，你的考古一定顺利。”

于是，斯坦因就拥有了中国翻译兼秘书——师爷蒋孝琬。这是一个在中国考古史上令人扼腕的人物，出生于湖南湘阴，是爱国将领左宗棠、外交家郭嵩焘的老乡，具有较高的职业操守。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谁出钱雇我，我为谁卖力，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当职业操守与民族良心发生矛盾时，你选择的是什么？

在此后的旅途上，他显然有些亢奋，话也比往常多，一直喋喋不休地给斯坦因讲述大清官场的办事规则与民间的处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接下来，所有的联络、刺探、劝说之事，都由蒋师爷出面。有了蒋师爷辅佐，斯坦因如鱼得水，他先后在于阗、尼雅盗走了大量珍稀文物。

1906年初，已获得英国国籍的斯坦因开始了第二次西域之旅。为保证此行“顺利”，斯坦因护照上的官衔被肆意拔高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这也是斯坦因在大清考查期间未受任何阻拦与限制的原因。此后一年，他先后对尼雅古城、楼兰古城、米兰遗址进行了疯狂盗掘。

在新疆收获颇丰的他，仍意犹未尽。他带上休息够了的蒋师爷，继续向东奔赴600公里外的敦煌。因为他曾听匈牙利地质调查所长拉乔斯·洛克齐说过，在中国甘肃敦煌东南有千佛洞和石窟，“千佛洞中壁画雕塑之美，冠绝东方”。并且，他还从一个新疆商人口中得知了藏经洞里有大量文物的消息。

斯坦因抵达莫高窟那天，恰逢王道士外出化缘了。于是，他一边仔细考察能够进入的石窟，一边继续盗掘长城峰燧遗址。期间，斯坦因从一个藏族小和尚那里见到了从藏经洞得来的，用来为寺院装门面的一个长卷。蒋师爷看后说是中文佛经，年代无从查考，但从纸张和字迹上看，历史十分久远。这无疑给斯坦因打了一剂“强心针”，让他有足够的耐心等下去。

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终于见到了穿着土布道袍、外表猥琐、目光呆滞的王圆箓。王圆箓也心中窃喜，他快六十岁了，才等到“识货”的人，而且一等就是三年。

见到这个土得掉渣的道士，斯坦因那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在他看来，这也许是又一个极易上当的中国农民。但接下来他发现，这个农民并不傻。对于他的要求，对方根本不予理睬。

经验告诉斯坦因，越容易得到的，越不可能太珍贵。他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蒋师爷也帮他分析了王道士的特点。一天，斯坦因与王道士一同观看石窟壁画。当看到高僧传教壁画时，王道士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崇之态。狡猾的斯坦因立即抓住机会，开始以玄奘的崇拜者自居。后来斯坦因在书中回忆：“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王道士将14000卷写本、佛画、刺绣交给了斯坦因，换来的是区区40锭马蹄银（合200两银子）和一个严守秘密的承诺。回到住处，斯坦因再也抑制不住血脉的快速涌动，拿出笔记本兴奋地写道：“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就值200两，这笔买卖绝对赚了。”

5月28日晚，斯坦因将装满29只大箱子的文物偷偷运出莫高窟。那时，夜色迷蒙，万籁俱寂，非常适合盗贼出没。

六、法国学者

看来，上帝在敦煌埋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盒子一旦被上帝借助王道士之手打开，这里就彻底乱套了。一年后，法国学者保罗·伯希和得到了藏经洞发现文物的消息，这个精通13种语言的汉学家，立即放弃从乌鲁木齐前往吐鲁番考察的计划，快马加鞭扑向敦煌。

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抵达莫高窟。

听说又来了一个洋人，王道士干脆锁住藏书洞扬长而去。凭着经验，王道士断定，这个外国人也是“识货”者，也是奔着藏经洞来的。因此，必须吊一吊对方的胃口。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伯希和才在敦煌城找到王道士，并得到了同意提供经卷的答复。回到莫高窟，王道士又称钥匙忘在敦煌城了，同时还不忘补充，斯坦因“还另外给他个人留下了一笔钱”，那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伯希和流畅的中文发挥了作用，他不仅听懂了弦外之音，还让王道士觉得这个会说中国话的洋大人很亲切，这使得他在谈判中逐渐掌握了主动权。

经过一个星期的交涉，伯希和成为唯一获准在藏经洞中逐一挑选文书的西方人。

在交涉过程中，伯希和并未闲着，而是仔细参观了庞大气派的石窟、朴实无华的柱子、庄严神圣的塑像、华丽逼真的壁画，并对所有洞窟进行了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题记，记录下了20世纪初期处于自然状态的莫高窟。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所拍的368张照片全是黑白照片，但却是莫高窟最早最全的影像，使得我们直到今天仍能一睹莫高窟的旧日风采。

3月3日，也就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伯希和终于等到了钥匙，进入了“至圣所”——藏经洞。那一刻，他惊得呆若木鸡。他长到29岁，走过无数国家，脑袋还是首次如此发蒙：在这个长宽仅有2.5米的斗室里，三面都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或三层厚的卷子，其中既有汉文的，也有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吐火罗文和梵文写本；既有佛教文献，还有摩尼教、祆教、犹太教、景教文献。

（下转Z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