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从蓬莱到罗马
来源:中国企业报 作者:高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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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洪雷
山东新泰人,生于1964年4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副主席。代表作《另一半中国史》被译成7种文字出版,《大写西域》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华民族的故事》被评为年度桂冠童书,另有《另一种文明》《楼兰啊楼兰》《名人故事》等书出版。
(上接2020年7月7日Z04版)
九、中国最早的基督教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陈列室进门左手处,有一块石碑。它,高279厘米、宽99厘米,刻有1780个汉字碑文和几十个叙利亚文。碑头上飞云和莲台烘托着十字架,周围螭龙盘绕,两侧配有百合,十字架下题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字样。导游告诉我,这并非一块普通的石碑,它与伦敦的罗塞塔碑、巴黎的摩押碑、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太阳历石,并称为“世界四大名碑”,还被誉为“中国基督教之昆仑”。
石碑上说,贞观年间,泰西封传教士阿罗本,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教。唐太宗降旨准许了他们的请求,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景教经典《尊经》也被译成中文。碑文还引用了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了人类的堕落、弥赛亚(指基督)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
如果碑文记载属实,这个阿罗本是西方到中国传播基督教第一人。事实果真如此吗?
635年,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景教”叩开了大唐国门。李世民对此十分好奇,特派宰相房玄龄在长安西郊30里外的沣水畔,列队迎接远道而来的阿罗本,这也是10年后玄奘荣归故国的礼宾阵容。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李世民接见了阿罗本。这位金发碧眼、温文尔雅的中年异域男子献上《圣经》,说明了前来东土传教的目的。李世民让他免礼平身,并命人赐座。
阿罗本有点受宠若惊,但还是很快镇定下来,开始了既滔滔不绝,又谦诚有礼的宣讲。
一个时辰过去了,李世民似乎意犹未尽,约好了下次听经的时间。阿罗本也认定遇到了知音,把他携带的530部经书中已翻译成中文的部分,请李世民御览。李世民发现,阿罗本呈上的经书,不仅言之有物,而且自成体系,甚至时有让人深思之处。
此时的唐,虽文明富庶,但烽烟未熄。北部,与突厥的战争并未彻底结束;东方,高丽仍不时挑战唐的权威;西边,西突厥开始横行西域,中亚各国又争战不止,严重影响边疆稳定与丝路畅通。既然景教在西方和中亚拥有大量信徒,那么,能否利用景教的力量来稳定边疆呢?
但是,异国宗教在本土传播,必须经过考核,时间是三年。三年期间,李世民尽管日理万机,仍多次召见阿罗本,并允许他到皇室藏经楼翻译经书,还经常把阿罗本召入寝宫谈经论道。
638年,景教通过考核,李世民下诏在长安义宁坊建“波斯寺”(745年改名大秦寺),请21名景教传教士入住,还把自己的肖像刻在大秦寺墙壁上。唐高宗对景教更加推崇,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诏令各州建立景教寺。唐玄宗为大秦寺题写了寺名匾额,命5位亲王到大秦寺设立神坛,还派宦官高力士送去了5位先皇的画像。景教最为兴盛时期,拥有大秦寺上百座,教徒近20万人。
阿罗本深知,景教作为最晚进入中国的宗教,要想落地生根,必须适应中国土壤。于是,他和僧侣们不仅把《圣经》译成了汉语,而且迎合中国传统观念,在教义中加入了忠孝之道。这种变了味的“福音”,尽管汲取了儒、佛、道的养分,但它显然又缺乏一个译术高超的玄奘,无法将经文准确通俗地传达给民众。它除了官方的支持,并没有在民间扎下深根,一旦官方喜好有变,它就会走向万劫不复的穷途。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781年,由阿罗本的助手景净用中文和叙利亚文撰刻,唐朝官员吕秀岩书写并题额。
该来的迟早会来。845年,唐武宗灭佛。中书省、门下省上奏说,佛教已遭禁止,大秦教“邪法不可独存”,因此勒令教徒中的中国人送还原籍,以充税户;外国教徒则由专门机关收管。《旧唐书》记载,有3000多名大秦教、祆教教徒被迫还俗。景教僧侣被遣散前,将景教碑匆匆埋入地下,期待东山再起后让它重见天日。在此,我必须遗憾地告诉您,被判死刑的主犯——佛教很快死而复生,而从犯——景教却因水土不服再也没有醒来。
从此,再也无人记得有什么景教,更不知道有一块景教碑。直到1625年,长安西郊金胜寺附近一户农民建房开挖地基,才碰巧挖出了这块“大秦碑”。消息传到长安,西方传教士纷纷赶来,把碑文拓下并译成外文寄往本国,西安天主教传教士甚至有过将它作为礼物送给梵蒂冈的想法。当地人怕被盗与丢失,将碑刻迁入了附近的金胜寺。
1862年,金胜寺与碑亭被回民起义军焚毁,“大秦碑”再次暴露在风霜雨雪中。1891年,驻京的外国使节出于对“大秦碑”的怜惜,捐款100两银子,希望另建碑亭。大清总理衙门得到捐款后,如数下拨。可笑的是,经过逐级雁过拔毛,银子拨到陕西仅剩下区区5两,只能给石碑搭一个简单的草亭。
中国人看不上它,不代表它没有价值,譬如敦煌千佛洞,也譬如这块弃之荒野的石碑。1907年5月,年方26岁的丹麦记者傅里茨·何尔谟以西方人的灵敏嗅觉,只身来到陕西,试图将“大秦碑”运往西方。
错步上前迎接他的,是金胜寺住持,一个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一样的人物,人称玉秀和尚,已经74岁了。老和尚对来人说,虽然石碑得不到妥善安置,但它是寺庙的组成部分,绝对不能搬走。为此,丹麦小伙子下了血本,最终拿出3000块大洋,才买通了这个精于算计的老和尚。两人议定,由老和尚秘密雇人仿制同样的碑石,然后用偷梁换柱之计将真碑运走。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伎俩,却被当地群众察觉。消息传到古钱收藏家方药雨耳中,方药雨转告了考古学家罗振玉,罗振玉迅速报告了学部尚书荣协揆,清廷当即通令陕西巡抚予以制止。于是,陕西派出擅长英语的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王猷约见丹麦人。经过严正交涉,对方答应解除与老和尚的合约,前提是允许他将复制碑运走。
陕西巡抚曹鸿勋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他担心石碑再遭不测,于是安排手下将“大秦碑”移到西安碑林保管,直到今天。
欲哭无泪的丹麦小伙只得离开中国,顺便运走了那块尚算精致的复制碑。直到第二年6月,这块复制品才运抵纽约,租借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览。8年后,一个女天主教徒将此碑买下,送给了梵蒂冈,何尔谟还因此得到了教宗(意为父亲,中国翻译为教皇)颁发的奖状。
试想,若非“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谁会把石碑与长安大秦寺联系起来?若非石碑大白于天下,谁又会知道基督教曾经在唐朝红极一时?若非有人盗碑,又会有什么人去倾心研究那段失落的历史?
十、唐僧与皇帝
西游记的主角——唐僧玄奘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后,用6年时间学习了《涅槃经》《摄大乘论》。之后,来到高僧云集的四川,师从多位佛学大师。然后赶赴河南、河北研修《杂心论》《成实论》。在研修过程中玄奘发现,从印度远道而来的佛经,经过多人和多个语言翻译,翻译过程中谁都能插一嘴,导致经文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注疏各异,义理含混,特别是摄论、地论两派关于法相之说分歧巨大,如何融合两派法理,令玄奘绞尽脑汁。
626年,玄奘赶到长安,向天竺僧人波颇请教佛理。波颇告诉他,还是去读原版佛经吧,凭你现在的修为,只有最权威的佛学大师能帮助你,天竺高僧戒贤正在那烂陀寺讲授瑜伽论总摄三乘之说。于是,玄奘决定西行求取原典——也就是《西游记》所说的赴西天取经,以期重新翻译佛经,从而打消中国佛学的分歧。
一个人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在生命上升期,即在生龙活虎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627年,玄奘向朝廷上表请求西行求法,但唐朝与突厥已经开战,不允许平民出关,他的请求被朝廷拒绝。
等了两年,仍然没有机会。629年八月初一,他冒着下狱的危险擅自离开长安,单人徒步踏上了长达5万里、历经56国、历时17年的取经之路。
他沿河西走廊,从唐代玉门关北去伊吾(今哈密),走丝路北道,翻越今别迭里山口,经伊塞克湖、碎叶城、怛罗斯南去,穿越今阿富汗、巴基斯坦,抵达古天竺,进入那烂陀寺拜住持戒贤为师,并在那里整整住了5年。
637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到古天竺各国访师参学。两年后,重返那烂陀寺,受戒贤的委托,作为副主讲,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
641年,戒日王与玄奘会晤后,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戒日王朝都城——曲女城召开由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2000名外道参加的佛学辩论大会。
(下转Z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