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

高洪雷

山东新泰人，生于1964年4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副主席。代表作《另一半中国史》被译成7种文字出版，《大写西域》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华民族的故事》被评为年度桂冠童书，另有《另一种文明》《楼兰啊楼兰》《名人故事》等书出版。

（上接2020年7月7日Z04版）

九、中国最早的基督教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陈列室进门左手处，有一块石碑。它，高279厘米、宽99厘米，刻有1780个汉字碑文和几十个叙利亚文。碑头上飞云和莲台烘托着十字架，周围螭龙盘绕，两侧配有百合，十字架下题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字样。导游告诉我，这并非一块普通的石碑，它与伦敦的罗塞塔碑、巴黎的摩押碑、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太阳历石，并称为“世界四大名碑”，还被誉为“中国基督教之昆仑”。

石碑上说，贞观年间，泰西封传教士阿罗本，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教。唐太宗降旨准许了他们的请求，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景教经典《尊经》也被译成中文。碑文还引用了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了人类的堕落、弥赛亚（指基督）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

如果碑文记载属实，这个阿罗本是西方到中国传播基督教第一人。事实果真如此吗？

635年，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景教”叩开了大唐国门。李世民对此十分好奇，特派宰相房玄龄在长安西郊30里外的沣水畔，列队迎接远道而来的阿罗本，这也是10年后玄奘荣归故国的礼宾阵容。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李世民接见了阿罗本。这位金发碧眼、温文尔雅的中年异域男子献上《圣经》，说明了前来东土传教的目的。李世民让他免礼平身，并命人赐座。

阿罗本有点受宠若惊，但还是很快镇定下来，开始了既滔滔不绝，又谦诚有礼的宣讲。

一个时辰过去了，李世民似乎意犹未尽，约好了下次听经的时间。阿罗本也认定遇到了知音，把他携带的530部经书中已翻译成中文的部分，请李世民御览。李世民发现，阿罗本呈上的经书，不仅言之有物，而且自成体系，甚至时有让人深思之处。

此时的唐，虽文明富庶，但烽烟未熄。北部，与突厥的战争并未彻底结束；东方，高丽仍不时挑战唐的权威；西边，西突厥开始横行西域，中亚各国又争战不止，严重影响边疆稳定与丝路畅通。既然景教在西方和中亚拥有大量信徒，那么，能否利用景教的力量来稳定边疆呢？

但是，异国宗教在本土传播，必须经过考核，时间是三年。三年期间，李世民尽管日理万机，仍多次召见阿罗本，并允许他到皇室藏经楼翻译经书，还经常把阿罗本召入寝宫谈经论道。

638年，景教通过考核，李世民下诏在长安义宁坊建“波斯寺”（745年改名大秦寺），请21名景教传教士入住，还把自己的肖像刻在大秦寺墙壁上。唐高宗对景教更加推崇，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诏令各州建立景教寺。唐玄宗为大秦寺题写了寺名匾额，命5位亲王到大秦寺设立神坛，还派宦官高力士送去了5位先皇的画像。景教最为兴盛时期，拥有大秦寺上百座，教徒近20万人。

阿罗本深知，景教作为最晚进入中国的宗教，要想落地生根，必须适应中国土壤。于是，他和僧侣们不仅把《圣经》译成了汉语，而且迎合中国传统观念，在教义中加入了忠孝之道。这种变了味的“福音”，尽管汲取了儒、佛、道的养分，但它显然又缺乏一个译术高超的玄奘，无法将经文准确通俗地传达给民众。它除了官方的支持，并没有在民间扎下深根，一旦官方喜好有变，它就会走向万劫不复的穷途。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781年，由阿罗本的助手景净用中文和叙利亚文撰刻，唐朝官员吕秀岩书写并题额。

该来的迟早会来。845年，唐武宗灭佛。中书省、门下省上奏说，佛教已遭禁止，大秦教“邪法不可独存”，因此勒令教徒中的中国人送还原籍，以充税户；外国教徒则由专门机关收管。《旧唐书》记载，有3000多名大秦教、祆教教徒被迫还俗。景教僧侣被遣散前，将景教碑匆匆埋入地下，期待东山再起后让它重见天日。在此，我必须遗憾地告诉您，被判死刑的主犯——佛教很快死而复生，而从犯——景教却因水土不服再也没有醒来。

从此，再也无人记得有什么景教，更不知道有一块景教碑。直到1625年，长安西郊金胜寺附近一户农民建房开挖地基，才碰巧挖出了这块“大秦碑”。消息传到长安，西方传教士纷纷赶来，把碑文拓下并译成外文寄往本国，西安天主教传教士甚至有过将它作为礼物送给梵蒂冈的想法。当地人怕被盗与丢失，将碑刻迁入了附近的金胜寺。

1862年，金胜寺与碑亭被回民起义军焚毁，“大秦碑”再次暴露在风霜雨雪中。1891年，驻京的外国使节出于对“大秦碑”的怜惜，捐款100两银子，希望另建碑亭。大清总理衙门得到捐款后，如数下拨。可笑的是，经过逐级雁过拔毛，银子拨到陕西仅剩下区区5两，只能给石碑搭一个简单的草亭。

中国人看不上它，不代表它没有价值，譬如敦煌千佛洞，也譬如这块弃之荒野的石碑。1907年5月，年方26岁的丹麦记者傅里茨·何尔谟以西方人的灵敏嗅觉，只身来到陕西，试图将“大秦碑”运往西方。

错步上前迎接他的，是金胜寺住持，一个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一样的人物，人称玉秀和尚，已经74岁了。老和尚对来人说，虽然石碑得不到妥善安置，但它是寺庙的组成部分，绝对不能搬走。为此，丹麦小伙子下了血本，最终拿出3000块大洋，才买通了这个精于算计的老和尚。两人议定，由老和尚秘密雇人仿制同样的碑石，然后用偷梁换柱之计将真碑运走。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伎俩，却被当地群众察觉。消息传到古钱收藏家方药雨耳中，方药雨转告了考古学家罗振玉，罗振玉迅速报告了学部尚书荣协揆，清廷当即通令陕西巡抚予以制止。于是，陕西派出擅长英语的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王猷约见丹麦人。经过严正交涉，对方答应解除与老和尚的合约，前提是允许他将复制碑运走。

陕西巡抚曹鸿勋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他担心石碑再遭不测，于是安排手下将“大秦碑”移到西安碑林保管，直到今天。

欲哭无泪的丹麦小伙只得离开中国，顺便运走了那块尚算精致的复制碑。直到第二年6月，这块复制品才运抵纽约，租借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览。8年后，一个女天主教徒将此碑买下，送给了梵蒂冈，何尔谟还因此得到了教宗（意为父亲，中国翻译为教皇）颁发的奖状。

试想，若非“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谁会把石碑与长安大秦寺联系起来？若非石碑大白于天下，谁又会知道基督教曾经在唐朝红极一时？若非有人盗碑，又会有什么人去倾心研究那段失落的历史？

十、唐僧与皇帝

西游记的主角——唐僧玄奘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后，用6年时间学习了《涅槃经》《摄大乘论》。之后，来到高僧云集的四川，师从多位佛学大师。然后赶赴河南、河北研修《杂心论》《成实论》。在研修过程中玄奘发现，从印度远道而来的佛经，经过多人和多个语言翻译，翻译过程中谁都能插一嘴，导致经文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注疏各异，义理含混，特别是摄论、地论两派关于法相之说分歧巨大，如何融合两派法理，令玄奘绞尽脑汁。

626年，玄奘赶到长安，向天竺僧人波颇请教佛理。波颇告诉他，还是去读原版佛经吧，凭你现在的修为，只有最权威的佛学大师能帮助你，天竺高僧戒贤正在那烂陀寺讲授瑜伽论总摄三乘之说。于是，玄奘决定西行求取原典——也就是《西游记》所说的赴西天取经，以期重新翻译佛经，从而打消中国佛学的分歧。

一个人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在生命上升期，即在生龙活虎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627年，玄奘向朝廷上表请求西行求法，但唐朝与突厥已经开战，不允许平民出关，他的请求被朝廷拒绝。

等了两年，仍然没有机会。629年八月初一，他冒着下狱的危险擅自离开长安，单人徒步踏上了长达5万里、历经56国、历时17年的取经之路。

他沿河西走廊，从唐代玉门关北去伊吾（今哈密），走丝路北道，翻越今别迭里山口，经伊塞克湖、碎叶城、怛罗斯南去，穿越今阿富汗、巴基斯坦，抵达古天竺，进入那烂陀寺拜住持戒贤为师，并在那里整整住了5年。

637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到古天竺各国访师参学。两年后，重返那烂陀寺，受戒贤的委托，作为副主讲，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

641年，戒日王与玄奘会晤后，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戒日王朝都城——曲女城召开由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2000名外道参加的佛学辩论大会。

（下转Z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