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上接Z03版）

一个人追寻星星，却得到了月亮。故事讲完后，刘彻不仅没有怪罪他未完成使命，而且升其为太中大夫，封博望侯，就连甘夫也被破格封为奉使君。张骞的匈奴妻子在历史中鲜有记载，我们只知道，一年后她就染病去世了。

尽管被意外封侯，但张骞还有许多心事，最大的心事莫过于与西域大国结盟对付匈奴。后来，他听说乌孙已在伊犁河流域崛起，成为阻止匈奴西进的重要力量，于是向刘彻献计，与乌孙结盟，砍断匈奴“右臂”，自己愿再次承担这一重任。稍加思索后，刘彻又一次相信了他。

公元前119年，新任中郎将张骞率领300人的庞大使团二使西域，携带着帝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和牛羊币帛。因为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投降，汉已经直接与西域接壤，使团得以顺利出关，经楼兰、且末、精绝、扜弥到达于阗。然后沿于阗河北上，经姑墨、温宿，翻越天山，直达乌孙王都赤谷城。见到乌孙昆莫后，张骞建议双方夹击匈奴，许诺在战后允许乌孙回祁连山旧地居住。但乌孙距匈奴近，大臣皆畏惧匈奴；距汉远，不知汉之强弱，因而不敢与汉结盟，更不愿盲目东归。据理力争已没有意义，张骞再一次在宿命面前败下阵来。意外收获是，他在乌孙停留期间，昆莫派人送张骞的副使分别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条支、奄蔡、身毒等国。

张骞二次出使西域，虽然未能达到与乌孙合击匈奴的目的，但以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于西域的地理与国情知识，把汉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此后，西域各国陆续派使节随张骞的副使来汉，汉与丝路沿线国家逐步建立起了定期出使的外交关系，各国的商队也开始贴着国家标签穿行在驼铃声声的漫长丝路上。

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与中亚、印度就有商品贸易的话，那只是一种自发的私下的零星的易货贸易。而在各国通过互派使者建立外交联系后，才正式沟通了一条从中国通向中亚、西亚和南亚乃至欧洲的陆路通道，丝路贸易才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起来。接下来，汉地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丝绸，制作精巧、色彩鲜艳的瓷器以及茶叶、白矾、砂糖、樟脑、肉桂、茯苓、黄连、大黄、玫瑰、桃、杏等不断西传，西域的安石榴、葡萄、苜蓿、胡桃（核桃）、胡麻（芝麻）、胡瓜（黄瓜）、胡蒜（大蒜）、芫荽（香菜）、胡荽（姜）、波斯草（菠菜）、绿豆、蚕豆、胡萝卜、无花果、茴香等进入中原。

从此，汉都长安成为众望所归的国际大都市。

七、在路上

最早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天取经的，不是妇孺皆知的唐僧，而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中国高僧。

他号法显，俗姓龚，今山西襄垣县人，3岁剃发为沙弥，20岁受比丘。几十年过去了，他几乎翻阅过每一卷佛典，但仍找不到统一而严谨的戒律。他认定，不是有关佛经没有传到中原，就是翻译过程中出了问题。于是，一向较真的他决定前往佛教起源地——天竺寻求戒律。

他置身生命的黄昏时刻，开放的却是满树青春的花朵。399年，65岁的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一起，从长安起程。第二年，他们在张掖坐禅修行，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慧达6位僧人，组成了11人的“西行巡礼团”。巡礼团西出阳关，走楼兰道，越白龙堆沙漠，经过17天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了美女如云的鄯善。在这里，他并未被楼兰女人的美色绊住双脚，只逗留了一个月。因为法显坚定地说：“我们必须去天竺，因为那里才是佛教的家。”

在信奉小乘的焉耆，法显一行受到冷遇，连食宿也没有着落。不得已，智严、慧简、慧嵬返回高昌筹措行资，僧绍则随着西域僧人去了罽宾。

之后，法显一行7人赶往于阗，继而向目的地匆匆走去，一直在外游荡了15年。这15年，是他从65岁到79岁的暮年。这个年龄，即便放在寿命普遍延长的今天，也不适合在外流浪了。

如果额头终将刻上皱纹，强者只能做到不让皱纹刻在心上。在67岁那年冬天，他进入了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交集而成的天险隘口——葱岭，这里“冬夏有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就是这个自古至今连极其强壮的年轻人也难以在夏天翻越的地方，却让一位仙风佛骨的老人在冰天雪地的严冬战胜了。他用苍老的双脚追赶着文明的脚步，根本不把艰难困苦放在眼里。我仿佛能听到他一步一个脚印在戈壁荒漠间发出的“扑”“扑”的足音，也仿佛能看见他身背行囊甩开双手渐行渐远的结实背影。

纳尔逊·曼德拉说，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战胜了畏惧的人。这些年，他遇到的有推拒、背叛、风暴、饥寒，天天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些都没有让他犹豫停步。

他不是无处停步，任何一个国家都欢迎这个声名与学问并隆的佛学大师，任何地方都想供养他，崇拜他，听他说法，拜他为师。但是，他不愿停留。

因此，他总是“在路上”。“在路上”，曾经是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时髦命题，东方华人世界也出现过“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的流浪风潮。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所谓“行者”，大多几年后便回家娶妻生子，颐养天年了。只有这个满脸皱纹的苦行僧还在路上。从此，他那执着前行的孤独身影，成了佛教思想史长廊里不朽的雕像。

翻越葱岭，渡过印度河，法显进入富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见到了释迦牟尼使用过的钵。供养完佛钵，慧达、宝云、僧景起程返回内地，而慧应则在佛钵寺去世了。于是，法显与慧景、道整继续前进。

冬天过后，大病初愈的慧景倒在了前往中天竺的小雪山上。

法显终于到达中天竺，身边只剩下道整一人。在那里，他一住就是3年，收集到了《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等六部佛典。被佛学氛围深深陶醉的道整，留在那里不再回国，法显只能孤身一人继续旅行。他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又在今斯里兰卡求得了《长阿含》等四部经典。公元411年8月，法显坐商船东归。路上，多次遭遇商船漏水和台风袭击，历尽九死一生，方才顺水漂流到胶东半岛的崂山。打听时间，已是412年7月14日。

次年，法显回到建康（今南京）。他开始与时间赛跑，共翻译经典六部六十三卷。法显还将取经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名著——《佛国记》。

420年，也就是东晋灭亡那年，86岁高龄的法显圆寂于荆州辛寺。那一刻，他身旁摊开着未译完的佛经。他以最壮观的生命形式，为泱泱中华引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使佛学从学理到生命形式上契入了中华文明。作为中国第一个由西域走向天竺的取经者，第一个把梵文经典带回国内并直接翻译成汉文的人，第一个用文字记述取经见闻的人，第一个访问斯里兰卡的中国人，堪称中国佛学与丝绸之路的“精神海拔”。

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夜，而不报告曙光。他罄尽生命，在中原大地上犁出了一片佛文化的沃野。

八、天可汗

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陶醉神往、骄傲自豪、回肠荡气的伟大盛世，没有哪个王朝可与之比肩；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楷模，没有哪位君王能出其右。

几十年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为了冲破种族隔离的樊篱，曾大声疾呼“我有一个梦想”。而早在1000多年前，李世民就实现了各民族平等融合的梦想。

630年，宰相房玄龄报告：“府库甲兵，远胜于隋时。”与此同时，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刑法几乎成了摆设，一年里全国被判死刑的只有29人。而且天公作美，连续几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一斗米才三四文钱。从京师到江南，从山东到沧海，旅行的人根本不用带粮食，每家每户都很富有，常常出现普通人过路，当地人怕米粮坏掉，无偿送给过路人的情况。而且，李世民一改历代君主“重农抑商”的旧习，为商业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交通四通八达，对外贸易不断增长，到处一派祥和景象。为此，李世民的注意力由内转向外，首当其冲的便是不甘寂寞的草原民族——突厥。

这年正月，天寒风冷，滴水成冰，兵部尚书李靖率领3000精骑出马邑，奔定襄，夜攻东突厥颉利可汗大帐。慌乱中的颉利仓皇北逃，然后一反常态地向唐朝“请降”。

李世民派来了议和的使者唐俭，也暗中派来了李勣所率领的主力部队。就在唐俭和颉利握手言欢之时，李靖抓住突厥瞬间的松懈，铁山之侧，突然出袭，东突厥汗国戛然落幕。

随后，突厥余部一部分逃亡漠北，一部分逃亡西域，大部分投降唐朝。如何安置十几万突厥人，摆上了李世民的议事日程，一场论战拉开帷幕。朝中多数大臣认为，北狄自古就是中国之祸，应该把突厥人分散迁徙到黄河以南各州县，由朝廷派人教给他们耕种、纺织，逐渐将其同化。但中书令温彦博提出，王者心存万物，天高地远，厚德载物，不舍秋毫。现在突厥穷困而投降我朝，我们岂能冷眼相看？如果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仪，数年之后，皆成我民。到时候再选酋长，让他们为唐效力，他们畏威怀德，唐何患之有？

胸怀博大的李世民最终同意了温彦博的主张，十几万突厥人被安置到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广袤土地上。更令人震惊的是，东突厥突利可汗被李世民任命为顺州都督。

一石激起千层浪，更激起了无限的向往。李世民礼遇突厥之事，一传十、十传百，让周边民族先是惊奇，继而敬佩，转而爱戴，最终依附，大量少数民族纷纷迁往内地，形成了自南北朝以来的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少数民族在迁居内地后享受到了与汉人平等的机会和待遇，大量少数民族将领成为唐军的中坚力量，朝廷里的少数民族官员甚至达到一半以上。

646年，出于对唐的敬仰，铁勒12部首领前往长安朝觐，称李世民为天可汗（天下的总可汗），实际上承认了唐可以调节周边各国矛盾的宗主地位。从此，李世民拥有了一个比“皇帝”的内涵还要宽广的称号。

下一年，西北各族君长又主动要求修筑一条从北方各族地区直通长安的大道，号称“参天可汗道”。在大道沿途，设立了68所驿站，驿站配有马匹及酒肉饭食，供给往来使者及过客享用。阿拉伯以及中亚各国使者和商旅频繁往来于漫长的丝路上，把前往长安作为一次“朝圣”；日本、高句丽、百济、高昌、吐蕃争相把贵族子弟公费派到长安，把学习唐当成一种“恩惠”；连新罗的许多富户也把子弟作为私费生送到长安，把通过唐朝科举考试成为宾贡进士视为崇高“荣誉”。国内和国外的人，不论做官还是做生意，也不管求学还是游历，都把去过、住在长安作为一种荣耀。当时的长安城区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汉长安城的2.4倍，君士坦丁堡的7倍，巴格达的6.2倍，古罗马城也只是它的五分之一，乃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城”。714年，长安城有109个坊（街区），西区55坊由长安县管辖，东区54坊由万年县管辖，两县统属京兆府；有东、西两个大市场，其中西市专营外国商品，住有大量外国人，仅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就有数千人；742年，人口一度达到36万户196万人，而此时的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也不过20万人口。《唐会要》记载，和唐有往来关系的亚欧国家和地区超过300个。穿胡服，戴胡帽，吃胡饼，坐胡床、听胡乐，观胡舞，打波罗毬在长安成为时尚。以长安为内核，唐帝国成为一个通过宗教、文字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东亚世界的中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