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上接Z01版）

此后，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受到世界各地学者的青睐。英语的Silk Road，法语的La Route de la soie，日语的娟の路，汉语的丝绸之路，都是从他定名的Seidenstrassen翻译而来。

1948年，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的“炉边家庭问答：常识测验”栏目曾经刊载这样的问题：“丝绸之路从哪到哪？”标准答案是：“从中国边境到欧洲的诸多道路”。

然而，李希霍芬叙述中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河南府”，也就是“洛阳”，却被人们忽略和淡忘了。等到被记起的时候，已是李希霍芬去世87年后了。

三、丝路起点之争

1992年，一部学术著作在文化界掀起轩然大波。书的装帧很普通，可书名很高调：《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洛阳起点说所持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丝绸之路的定义者李希霍芬就是这样说的；第二，洛阳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4000年的建城史，是十三朝古都，出土过远古的蚕茧和丝绸残片；第三，丝绸之路开通后，洛阳作为东汉、北魏、隋和唐某个时期的都城，是丝绸当然的集散地。

在此之前，中国学生只知道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因为历史课本一直是这么讲的。如今，突然有一种声音把丝路起点东移到了洛阳，能不引发争论与围观吗？

在争论中，有人甚至公开质疑李希霍芬定义丝路起点的可靠性。其实，李希霍芬并不只是根据自己的见闻来判定汉唐丝绸之路起点的，他在古文献中也找到了“依据”——公元1世纪面世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他在《中国》第1卷中讲道：第一位谈到中国的作家，是填写到印度去的航海日记——《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不知名的作者。他很显然是古代唯一尝试用生产丝绸来定义中国居民的作家。在那个国家——秦国非常靠北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叫秦尼。生蚕丝、纺丝以及丝织物被从这个城市经过巴克特里亚带到婆卢羯车……

关于“秦尼”这个地名，乔治·戈岱司认为：“至于人们沿海岸北上而到达的秦尼地区，它的名字、方位和贸易特征足可以使人看出系指中国。”但是，因为《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成书时，中国已是东汉。所以，戈岱司又推论说，“秦尼”是指京城洛阳，商队从这里将丝绸贩运到中亚。

“洛阳起点说”，还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台湾逢甲大学教授曾一民说：“应纠正长期来以长安为丝绸之路起点的说法，对研究古都洛阳的历史文化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同时对教学也很有帮助。”素有“东方学耆宿”之称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也明确表达了支持的观点：“这是一本高水平的书，对于研究丝绸之路这门世界显学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丝绸之路不应以长安为起点，而应以洛阳为起点。我认为这是不刊之论。”

尽管国学泰斗言之凿凿，尽管各类考证缜密入微，“洛阳起点说”还是屡遭质疑，反应最强烈的，当属西安学者群。

特别是当听说丝绸之路即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两家的争论进入白热化，而且一争就是22年，一个女孩也该出嫁了。

四、单选题还是多选题

说来令人深思，为丝绸之路定名的是外国人，动议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也是外国人。

198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于带动中亚遗产保护工作的目的，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提出了丝绸之路的申遗设想。

从1990年到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五次国际性考察，内容包括西安到喀什的沙漠丝绸之路、威尼斯到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中亚草原丝绸之路、蒙古游牧丝绸之路，以及尼泊尔的佛教丝绸之路。考察所发现的丰富历史文化积淀，让世界为之瞩目。1994年，我国将丝绸之路中国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随着申遗的深入，西安、洛阳的丝路起点之争愈演愈烈，一直闹到国家级学术团体和政府机构层面。

问题总有定论的那一天，尽管这一天来得很迟。2006年8月，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新疆召开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商会议”，明确丝绸之路中国段始于公元前后的中国汉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那一天，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最兴奋的，当然还是河南。

2013年，联合申遗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三国确定申遗项目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

2014年6月22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丝绸之路项目获得通过。值得注意的是，项目全称改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其中对路网源头的描述为“丝绸之路：在绵长的丝绸之路网路中，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长5000公里，从汉唐的都城长安/洛阳出发，一直延伸到中亚的七河地区。”

至此，丝路起点之争看似画上了句号。然而，对于丝绸之路的起点乃至概念，仍然存在歧见。

今天，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对于“丝绸之路”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的途径及其内容；狭义的丝绸之路，则可以限定为李希霍芬所做的基本定义，是指汉代中国与中亚巴克特里亚之间经营丝绸的贸易路线。

严格说来，狭义的丝绸之路，从空中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貌，峡谷、山口、绿洲、湖泊、沙漠中的甘泉这些划定道路轨迹的标志物，并非出自人工而是完全源于自然。也就是说，它并非人工铺就的道路，因而从来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国家和民族。

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世界不同文明的碰撞、交流、融合之路，它的特点和属性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程中，在广袤的亚欧大陆甚至更广的范围，关于它起于何处的问题，也就不应该是单选题或双选题，而应该是多选题。

专家认为，古代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第一条是从中国内地向西，经塔里木盆地、中亚，前往印度与罗马的陆上丝路；它繁盛于公元前200年之后，是中世纪丝绸之路的主干道。第二条是从中原出发，经四川、云南前往印度，继而向西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第三条是海上丝绸之路，它畅通于唐代，繁荣于地理大发现之后。第四条是草原丝路，即穿越亚欧大草原的丝路。所谓亚欧大草原，是指在北纬50度附近，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属温带大陆性气候的狭长区域。这条道从汉代的匈奴单于庭出发，走天山北麓，经昌吉、伊犁，西去咸海、里海、黑海，直达欧洲腹地。它繁盛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世界最早的经济文化大动脉，也是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

而且，这四条道路上运送的，主要还不是丝绸。在古代，国与国之间没有通用货币，只能进行易货贸易，长途运输不仅路途遥远，而且险象环生，常常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商品重量都比较轻，相对珍贵，利润较大。这些商品有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西域的良马、玉石、皮货，印度的香料，欧洲的青铜、宝石、药材等，其中丝绸交易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是单向的。所以，这不仅是一条商品领域的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青铜之路、皮货之路、玉石之路、药材之路，更是一条政治文化领域的外交之路、文化之路、传教之路、迁徙之路。

如果货物重量和往来人数是衡量一条道路重要性的唯一标准，那么从中国穿越中亚前往欧洲的丝绸之路，曾是人类历史上交通流量较少的道路之一。这条道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穿行在路上的人们，沿路落户，与当地人融合，也与后来者同化，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像种子一样沿线播撒，从而使得这些绿洲城镇像灯塔一样昭示着人们翻山越岭穿越沙海而来。它在文化传承，特别是各大文明融合中的贡献，是任何一种形态都无法比拟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也认为，丝绸之路见证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亚欧大陆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游牧与定居文明之间的交流；它在长途贸易推动大型城镇和城市发展、水利管理系统支撑交通贸易等方面是一个出色的范例；它与张骞出使西域等重大历史事件直接相关，深刻反映出佛教、摩尼教、祆教等宗教和城市规划思想等在古代中国和中亚等地区的传播。

佛教经丝绸之路进入并扎根中国，就是一个辉煌的范例。

五、汉明帝的梦

据说，佛陀是乘着月色东来的，而且神奇地出现在一个皇帝的梦乡里。

做梦的皇帝名叫刘庄，史称汉明帝，是东汉第二位皇帝。做梦的地点是京城洛阳。说起来，洛阳成为东汉都城时，刘庄尚未出生，那是公元25年11月27日，刘庄的父亲——光武帝刘秀进入刚刚占领的洛邑（今洛阳），把洛邑改名雒阳，作为“汉”的都城，使这个最早被称为“中国”的地方，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重新成为古老中国的伟大中心。他之所以定都于此，一是因为他从王莽和更始帝的悲剧结局中得到教训，认为长安不够吉利；二是因为在内战尚未停歇之时，洛阳更方便从中原经济区获得补给；三是因为洛阳历史悠久，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是华夏中心。成为都城后的洛阳人口不少于50万，城内面积10.1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仅次于长安和罗马的超大型城市。洛阳城大致呈矩形，城墙用夯土建成，城市取南北走向的轴线，街道大致呈格子状。两座有围墙的宫苑——北宫（寝宫）和南宫（议政之地）在城内遥遥相对，相距7里，被有屋顶覆盖的复道相连接。城内有神坛、御苑、军械库、市场、官署和贵族、官员宅第。12道城门之外是护城河，一条河渠从东面与护城河相连，负责向都城运送供应。城的南郊坐落着灵台（国家天文台）、明堂（象天法地的庙宇）和太学（国立最高学府）。如此看来，洛阳比长安精致、朴素多了。东汉王朝正是希望通过洛阳朴素而规整的空间设计，把古文经学树立成为国家的正统。显然，刘秀给儿子留下的，是一个可以安心做梦的地方。

公元64年正月十五晚（一说四月初八），洛阳北宫笼罩着水一样的月色，宁谧而神秘。夜半时分，一个身形高大的金人飘然进入刘庄的梦乡，金人头上散发着光芒，从空中轻盈地飘来，绕着宫殿飞行，最后落到殿庭之前。当时，皇帝心中洋溢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温馨。

第二天上午，他召集群臣解梦。太史傅毅说：“听说西方有佛出世，其身高一丈六尺，遍体金色。陛下梦中所见的金人，或许就是佛吧！”

此时，距离班超重开丝绸之路还有十多年，西域由匈奴控制着，西行之路十分凶险。然而，汉明帝无论如何也忘不掉那个给他带来温馨体验的梦，因此下决心派遣使臣前往西方寻梦。

第二年，东汉使者蔡愔、秦景、王遵等十余人受命西行。当他们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时，遇见了中天竺（今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在使者恳求下，两位高僧答应随同汉使前往汉地弘法。

公元67年，洛阳城的石板路上响起清脆的马蹄声，一匹高大的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风尘仆仆东来。它昂首阔步的姿态，永远定格在佛教东渐的扉页里。

相传白马驮来的佛像，是优填王造的第四个佛像。刘庄一见，正是梦中的金人，于是把佛像供奉在南宫清凉台，佛经收藏在兰台石室里，两位高僧则被安排住进了鸿胪寺。

下一年，汉明帝又在城西雍门外建造精舍，供两位高僧居住并翻译佛经。因白马驮经而来，所以这座精舍取名“白马寺”——中国内地第一座佛寺从此诞生。之所以称“寺”，也是沿用“鸿胪寺”的称谓。从此，“寺”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了佛教“寺院”的泛称。

在这里，摄摩腾和竺法兰穷尽毕生精力翻译佛经，他们把佛所说的某一段话称为一章，共选取了佛关于持戒、忍辱、断欲、精进、观空等的42段话，编成了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汉文佛典《佛说四十二章经》。这部佛典反复强调了持戒的重要性，告诉佛教弟子应该如何修行：

沙门问佛：什么是善？什么最大？什么最强健？什么最明亮？佛答：行道守真是善，志向和真道相合最大，忍辱最强健，内心清净最明亮。

佛说：金钱与美色对人来说，如果不能舍弃，就好比贪恋刀刃上的蜜，尽管不足一餐的享受，却有被割掉舌头的祸患。

佛言：爱欲对于人，犹如手持火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 （下转Z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