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长江大桥：
红色中国经济建设的标志物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

南京长江大桥：红色中国经济建设的标志物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

1968年12月29日，是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日子。当年新华社播发建成通车这条消息并不亚于一年前的氢弹试验获得成功那样“振奋人心”。如今，44年过去了，南京长江大桥仍然是连接长江南北的重要通道之一，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主要标志物，南京长江大桥已列入待批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20世纪文化遗产之一。

用钢铁打造的“纪念碑”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先生的遗体从遥远的北国运抵南京，经过崭新宽阔的中山大道安葬在紫金山，从此，中山陵代替了鸡鸣寺、玄武湖、明孝陵等等六朝以来的旧风物，成为南京的新景观；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举行盛大的通车典礼，从此，南京这座古老城市多了一个新标志。

当年新华社的消息说：“在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实验的大喜日子里，从扬子江畔又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我国工人阶级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高速度、高质量地在1968年12月29日，胜利地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公路桥。至此，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最大的现代化桥梁———南京长江大桥，已经全面提前建成通车”。通车典礼那天，有5万南京人冒雨参加典礼并在典礼结束后涌上崭新的大桥。实际上，在大桥开通典礼之前，数十万南京人已经通过义务劳动的方式参加了那个同样带有节日狂欢性质的

“大会战”。南师大附中1966届学生吴超明在一篇文章中回顾当时的盛况：

“1968年年底，南京长江大桥即将通车。为了配合地方政府的工作，南京军区调动100多辆军用卡车，来运送我们这批‘自愿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喇叭里宣布：百辆军车浩浩荡荡通过长江大桥的壮举开始啦！”

为纪念大桥建成通车，1969年5月1日，国家发行了《南京长江大桥胜利建成通车》的专题邮票。1969年和1970年，两部同样叫《南京长江大桥》的纪录片分别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并在全国上映，无数中国人通过这两部新闻纪录片知道了这个和原子弹爆炸一样的重大工程。

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素材，《南京长江大桥》很快被编入了小学语文课本。这篇要求背诵的课文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记住了南京长江大桥，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从这篇课文中准确地记住了大桥的基本特征：工农兵塑像、红旗桥头堡、玉兰花灯柱。而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诗句已经深深印在人们的记忆中。南京长江大桥已经成为一个和北京的天安门同样重要的圣地。

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拍摄了著名的电影纪录片《中国》。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拍摄班子从北京一路南下，经过河南来到南京，对于南京长江大桥，《中国》中这样说道：“南京引以为荣的纪念碑是新的，但用钢铁打制，它是长江大桥。总长6公里，5万工人花了8年时间把它建成。大桥是个壮观的工程，它连接河的两岸，缩短了不久前还一分为二的中国南北的距离。”在片中，把这座新建成的桥梁与天安门并置。在世人眼里，南京长江大桥已经不仅仅是一座用于连接南北交通的桥梁，更是一个把首都北京和祖国各地连接起来的象征物。

那个年代的“冲动”和困难

在南京市档案馆存放着一份中共江苏省委1958年6月20日给国家计委和铁道部党组《关于兴建浦口至南京间的长江大桥》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把建设南京长江大桥列入国家“二五”计划，并争取在1961年前建成大桥。在这份报告发出两个多月之后获国务院批准，并成立了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开始大桥的筹备工作。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舞台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动荡，一年“竭泽而渔”式的“大跃进”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经济“跃进”，反而给人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1959年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即“庐山会议”。会议的内容本来是总结和检讨一年来“大跃进”的工作失误，但是由于中间发动了对严厉指责了“大跃进”政策的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会议的方向陡然转变成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并提出了继续跃进、提前完成“二五”计划的错误方针。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就是在这种昂扬的“跃进”激情中开始的。但是，“大跃进”带来的三年经济困难也给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投放资金锐减，物资供应紧张，工程处于干干停停的状态。”在南京市档案馆的一份《在南京大桥建委会上的汇报提纲》上，清楚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情景和大桥建设所经历的困难。

由于当时精神的“跃进”和条件的贫乏之间存在巨大矛盾，使得建设者们虽然总想“加大马力，加速前进”，但总是在事后证明“这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不但总是不能超额完成任务，而且总是离预定的计划还差很远。

按照这份报告中的施工计划，原定1960年10月正式开工，47个月大桥建成，后来改为49个月也就是1964年底建成。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部分的施工计划已经详细计算到了每日的工作量，如管柱打钻、钢梁架设的进度。现在看来，这样的施工计划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是在当时“跃进的精神”下制定的。但即使如此，这个建桥速度和某些领导、某些部门想象的速度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当时的江苏省委给国家计委和铁道部的建议是在1961年前大桥就建成。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才刚刚开始，“资金锐减”、“物资紧缺”的情况就已经出现，投资计划由原定5000万减为2000万，又减为1500万。可以看出，当年的建设者们是在“问题很多，困难很多”的情况下开始了这座大桥的建设。

而不能预料到的是，大桥正式开工后面临的困难更大、更多。几十年后当事者的回忆说，由于资金缺乏，也由于国家把建设的重心转移到了“大三线”建设上，很多大桥建设骨干如大桥局局长彭敏、如浮式沉井的设计者李家咸等也随之转移到了随后开工的成昆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的工地上。所以，1960年开工后大桥建设一直处于半停工状态。只是由于江苏省地方领导和某些决策者的坚持下，才使得大桥工程能够磕磕绊绊地往前走。

1966年4月27日，完成了大桥的最后一个桥墩，大桥建设中最艰难的基础工程宣告结束。此时，从第一个桥墩开工已经整整过去了75个月零9天，和计划的49个月差距甚大。

1965年11月17日，正桥钢梁开始架设，到1967年8月22日完工，用了21个月。而其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走向高潮。大桥工地一样卷入了这场狂热的政治运动，很多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受到冲击，被迫离开工地参加运动。

当年负责钢梁架设的工程师万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那个酷热的1967年夏天时说：“工程任务尚未完成一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起初，由于工地上参加造反派组织的人并不多，只是一些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生产尚能维持，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处、队两级领导有的被定为‘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有的一夜之间被戴上‘假党员’、‘反革命’的帽子，关进了牛棚。钢梁架设曾一度停工，工程进度受到影响。”

1968年3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成立以后，大桥建设的后期工程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加快了进度。

江苏省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下发的一系列“紧急通知”，要求南京市各单位大量借调技术工人如电焊工、钢筋工、钳工等等参加大桥建设，于是形成了有许多单位包括部队单位参加的一场大会战。

实际上，在大桥最后突击完成的日子里，很多南京人主动到大桥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当年建桥时担任定额员的陈琼老人在他的文章《中国桥梁史上的丰碑》中说：“在大桥建成前紧张施工的日子里，工地上来自机关、部队、工厂、农村、学校的义务劳动大军每天多达数千人。有一天，已是深夜11点多钟，一批十六七岁的女中学生，自带干粮，从城内步行来到大桥工地，要求参加义务劳动。她们对工地负责人说：‘我们就要到内蒙古去插队落户了，请允许我们在出发前，为长江大桥贡献一点力量吧！’她们在工地上整整干了一个通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