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与国有化“二人转”的背后

朱安东：私有化与国有化“二人转”的背后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朱安东

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后，国有化成了各国政府救市的重要手段。最近，国内又发生了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在这个背景下，来梳理一下相关的理论和事实恐怕也是不无益处的。

国企低效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支持私有化的是这样一种论断，即国有企业天生就是低效率的。由于效率低下，国有企业往往亏损严重，给各国政府财政带来了很大压力，增加了财政赤字以及由此而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给各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了不利影响，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但是，这个在世界各国影响颇大的论断在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至今仍然争论不休。其争论的焦点是国有企业是否天生就比私营企业或者私有化后的企业效率低。根据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由于产权不明晰，所有者不到位或者没有足够的动机或者能力去监督经理层，国有企业必然比私有企业效率低和利润低。然而，产权不明晰并非国有企业独有的特点。事实上，任何真正现代的大型企业，所有制结构都不可能是“产权明晰”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从普遍意义上来说，缺乏明晰规范的产权到底是不是问题的核心是值得推敲的。”

即便如此，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还是比私有企业严重，主要是因为缺乏资本市场的纪律约束、软预算约束等问题。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资本市场在监督企业管理层方面作用有限、软预算约束问题在私有企业当中同样存在等。

但是，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些论断。关于这些争论，斯蒂格利茨在其《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有比较中肯的评述。他在该书中指出，公有制企业所面临的代理人问题与大型私人企业所面临的代理人问题并无本质性差异。而包括一些私有化的支持者在内的学者也都承认私人部门管理层的寻租行为可以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更进一步说，所有这些主张国有企业天生效率低于私有企业的研究都基于人性自私的所谓“经济人”假设。但若干影响广泛的心理学研究表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往往不是按照主流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理性”行事。人们的行为不仅不符合标准经济理论的预测，而且研究表明，这种不“理性”的行为是经常的、系统的。近年的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更进一步表明，人并不是天生自私的。人们的偏好主要是在特定社会中内生形成的（也就是说，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即使在美国这样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的相当一部分行为也不是自私的。

很多经济学家更进一步认识到，要真正认识管理者和劳动者的行为，必须超越狭隘的经济动机。企业要实现成功，前提是企业成员能够认同企业的目标。西蒙指出：“虽然经济报酬对于确保组织目标和管理权威的实现是一种重要手段，但它们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经济报酬是激励人们的唯一手段或主要手段，企业组织的表现将比它们的实际表现差得多。事实上，对组织内部行为的观察表明，存在着其它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引导雇员接受组织的目标和权威并将其作为他们自己行为的基础。而这些机制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认同。”而在这方面，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相比即便不处于优势的话，至少并不处于劣势。

实践证明国企往往更有效率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低效论在理论上是缺乏说服力的。为了尝试解决理论上的争论，学者们还做了许多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效率比较的经验研究，其中绝大部分研究关注于企业微观层面的经济效率（往往用利润指标来衡量效率）。虽然有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嘎拉尔等人曾经这样评论这些研究成果：“这方面研究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令人忍俊不禁的多种多样的结果。”尽管如此，有一些研究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效率要比私人企业或私有化后的企业更高或者至少不比后者差。

为了研究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相关情况，笔者收集整理了一个包括近60个国家并跨越了近40年的数据库。下面，我们将以该数据库为基础，对混合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的财务相关情况进行分析以考查其宏观表现。限于篇幅，我们只讨论其营利情况。

在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指出，用财务指标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是不公平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有些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但它们往往会受到政府的严格价格管制。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往往面临着许多不利于提高利润的因素。一方面，各国的国有企业都或多或少地承担着一些社会职能，比如说免费或者低价给当地社区提供医疗、教育、交通等服务；另一方面，和私人企业不同，营利并非国有企业的唯一或者主要目的。除了社会职能之外，国有企业还承担着各种非营利性的经济职能，比如说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提供就业保障、促进科技发展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等。此外，由于上述的因素，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采矿、交通通信、电力、天然气以及给排水等资本密集但利润率低的行业，这也限制了国有企业部门的利润。诚然，并非在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时期这些产业的回报率都很低。比如说，石油和一些采矿业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利润率都很高。但是，平均而言，这些行业的平均回报率是比较低的，而且往往低于其它行业。

我研究了所有数据可得的国家在1978—1996年期间国有企业部门的运营利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结果发现，所有这些国家国有企业在此期间的运营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加权平均为3.88%。在把这些国家分为不同的国家组之后，我们发现没有一组国家的加权平均为负值。也就是说，平均而言，国有企业部门都是赢利的而不是亏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部门都是赢利的。根据国家和年份的不同情况也有较大的差异。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年份里，国有企业部门都是赢利的，其中在有些国家赢利还非常多。如，委内瑞拉国有企业部门的赢利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在这整个时期平均达到了18.54%；在毛里坦利亚，这一指标在1978—1985年的平均值也达到了18.5%。虽然由于没有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数据，我们无从知道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的情况，但是已有的数据已经完全可以说明，一般而言，那种认为国有企业总是亏损的论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国有企业低效论在宏观上没有得到相关数据的支持。

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国有化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要让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起到应有的作用，必须对每个国有企业有清晰的定位，让其管理层有清晰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是公有制企业，民主管理应该是公有制企业的内在要求，应该充分发挥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让工人、企业所在地居民、产品购买者以及管理层都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过程，恐怕是长期保证公有性质和效率所必须的。

（节选自《国企》，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