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发现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

十年，发现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

今年年初，国家电网发布《公司的价值》白皮书，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国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也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中国国企从刚过去的历史走来，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

亏损、负债、低效、下岗，满目疮痍。直到改革20年，国有企业始终未能走出困境，是什么样的力量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让新兴的国有企业，完成自救图存、走向保值增值、走向世界一流的历史使命？

有过低谷、有过曲折，走过弯路、绕过远路。包括自身很多痼疾和引人注目的事件，10年风雨沧桑，多少风险考验，却终究坚忍不拔奋力向前。当整个人类从经济危机中不能自拔，是什么样的素养有如此蓬勃的生命力，让庞大的国有企业，成为支撑中国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激情燃烧的“十五”、“十一五”规划，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竞争，充满奥秘的董事会建设。10年始终如一，是什么样的政治内核让国企有如此持久的向心力，让坚强的队伍始终能凝聚力量，支撑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坚强的经济实体？

10年后，追寻这段历史轨迹的人坚信，最终的答案源自最初的理想，是自身的价值追求造就了中国国企的传奇。

价值观：难以置信的力量

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约瑟夫·奈看到了“中国奇迹”的经济硕果，更看到了奇迹背后的“价值观”，因此触及了“中国奇迹”的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这支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撑力量，将中国送到了一个世界大国的位置。

10年，中国国有企业用举世瞩目的跨越，证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

从一个企业说，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坚持不懈、领导团队身体力行、全体员工都信奉的精神准则，是一个成功企业的动力之源。中国国企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应是国有企业遵循的共同愿景和追求。

国资委主任王勇在全国国有企业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座谈会总结讲话中指出，国有企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必须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发挥表率作用，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者、践行者、捍卫者。

这三个重要是从国内情况来说的。从国际情况看，国有企业还是中华民族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先锋，人类文明建设的重要来源。

重要支柱，重要基础，重要支柱,重要支撑,重要来源，这五个重要便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也是社会主义中国需要国有企业的价值。

探寻共产党带领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有五个基本价值：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价值；二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三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价值；四是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价值；五是发展人类文明的价值。

第一个价值，事关国家发展的基础。

第二个价值，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

第三个价值，事关执政党的命运。

第四个价值，事关中华民族的命运。

第五个价值，事关人类文明的未来。

五个价值为了一个目标：实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的伟大进步。

因为有了这五个价值，中国国企的改革与发展才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历史规律；因为有了这五个价值，中国国企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才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新的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的有力提升；因为有了这五个价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

从这五个价值出发，分析我们社会的跨越，破解我们国家的进步，总结我们党的探索，就不难理解过去国企为何经历如此考验如此曲折，依然选择改革开放道路；就不难理解现在我们为何面对诸多困难诸多问题，还是坚持改革创新不动摇；就不难理解，党和国家为什么能坚定不移地支持国企改革与发展。

据参考消息4月12日报道，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核心价值是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以追逐利益为第一价值目标。这位西方政治家居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有如此精确的见解，令人感叹不已，这要比中国的学者明白多少倍。

经济价值观：中国国民经济的中坚

加强改革与发展，使以公有制的主心骨国有企业更加适应市场经济，是国有企业孜孜以求的目标。毫无疑问，10年前的国资委成立，中国国有企业开启了自身发展的历史纪元。但这个崭新的纪元，所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所经历的挑战和艰辛，并不比前几个10年要少。

当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面临国企刚刚脱离困境，还有一个并不清晰的未来———对特大型中央企业管理经验并不丰富的政党，如何将困难很多的国有企业引领上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世界用狐疑的眼光看着在解困后的新国企，看国有企业的小树，如何从急风暴雨中挺立。

远大的目标立足于贫弱的基础，光明的前景发端于艰辛的探索，历史的豪情蕴藏着现实的挑战，新国企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走上前行道路。尽管这种落差与冲撞，伴随着风雨历程，但新国企终究以峥嵘岁月，在中华大地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国有企业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了稳定供应和基础服务。它提供了全社会所需煤炭的70%、全社会所需石油的92%、全社会所需电力的91%、黑色冶金的一半，它还提供了铁路、航空运输、海洋运输等基础性的服务。

国有企业在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实现自主创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全国46.2%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在央企，央企“十一五”期间的科研投入经费年增长37.3%。“十一五”期间，国家14项重大科技专项，国有企业中的央企直接参与了12项。

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中形成的大型国有企业，已经逐步发展成为行业的龙头。2011年，中央企业生产经营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0.2万亿元，累计实现净利润9173亿元，累计上缴税金1.7万亿元。截至2011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8万亿元，是10年前的4倍，净资产10.7万亿元。2011年，进入世界500强的38家中央企业中，其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占全部中央企业的75.12%、81.11%、79.59%和77.92%。国有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明显提高，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行业发展的龙头。

世界历史的大国兴衰指示了一个真理：一个大国的长治久安应有长期可靠的经济基础和支撑国家的经济柱石。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这就使国家能够掌握较大的经济实力，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投入，进行社会再生产物质条件的重新分配，应对国内外各种突发事件。

历史价值观：国家事业的重要支柱

国有企业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科学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文明结构的重塑，国有企业的价值取向在于其对社会主义的贡献。

回首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一条历史结论分外鲜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正基于此，邓小平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这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必然的抉择，也是一种主体的、理性的、智慧的抉择。

如果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领导”，那么“社会制度”则是现代化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由于追赶发展的压力异常沉重，而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现代化的动力因素又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从根本上讲，1992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同现代化相适宜的社会经济体制框架，而国有企业制度变革的成效往往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败。

中国国有企业的建立，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以国家的名义代表全社会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的重大贡献便是奠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

什么是社会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社会保障主义。国有企业的巨大现实经济为全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公共产品是一个西方经济学概念。按照西方经济学观点，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如果由私人企业通过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就不可避免出现“免费搭车者”，从而难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是完善性的市场机制本身难以解决的，这需要政府出面提供公共产品或劳务，政府的这一功能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承担的。

长江三峡发电并不挣钱，如果三峡工程总公司是一个私有企业，它就不会存在；西部铁路严重超载而收费很低，如果是私有企业就会提价或停运，然而这对内地发展将是无情打击……

可以这样认为，国有企业是最大的民营企业，是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企业，它存在的全部价值是为了人民，是代表人民来经营。

当然，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正是因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保证了私人资本不能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会受到损害。

过去的10年，我们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有困惑迷茫的年代；有过孤军奋战的封闭自守，也有走向世界的自信从容。既没有采取私有制、全盘西化的激进变革方式，又勇于破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兴之路。

政党价值观：执政的重要基础

作为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主力军，国有企业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主体和国民经济的“顶梁柱”，是国家直接掌控的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经济风险的可靠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是党的事业和国家利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高度统一的集中体现。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应有之意。

在2008年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特大地震灾害、举办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大事、要事、难事中，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率先垂范，勇当大任，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是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特别是中央企业，作为我国新生的特殊经济组织，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而且在国际市场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既是国家展示核心竞争能力、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托，更是越来越成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执好政、掌好权”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基础。

国有企业在巩固阶级基础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特殊职能，决定了国有企业是党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国有企业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仅中央企业就有1000多万名员工和400多万名离退休人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国际价值观：世界经济竞争中的重要先锋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大型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它们在国际竞争中占有绝对优势。中国美国商会主席狄安华认为，中国国企向全球扩张，现在不仅在中国国内、甚至在海外的商业竞争中，都可以击败美国企业，“中国国有企业才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20世纪九十年代世界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生产线，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只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主要是耗费本国资源为西方国家及世界各地提供廉价商品，从而造成了中国资源的迅速枯竭。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面临着越来越巨大的环境和资源压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让世界工厂用世界资源生产世界商品，而不能继续用中国一国资源生产世界商品。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恰恰提供了用世界资源生产世界商品的机会，可以通过中国国有企业的全球性发展，解决当今世界资源配置失衡和中国资源危机的矛盾。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更加紧密发展的过程，是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有企业带动世界各地共同发展的和谐性质，与西方跨国公司损害当地经济的竞争性质之间的不同作用，将会得到充分展现。

人类文明价值观：国企文明的新源泉

世界文明体系在什么位置上，中国现代化的百年梦想从未如此接近。1928年，有“20世纪雨果”之称的法国文学家保尔·瓦莱里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于我们对中国人的认识困惑不解，不知道应将他们列在世界文明体系的什么位置上。于是只好把他们列为另一个领域，编入另一个历史顺序中。

1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中国道路，丰富着当今世界的发展模式，让21世纪困于诸多发展难题的人类社会，在“拉美模式”、“休克疗法”若干探索之外，看到另一种可能———一种将现代化规律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可能、一种将世界文明潮流与自身发展进步相结合的可能。

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这个历史特点，决定了中华民族复兴将不再是主要依靠军事力量，而是主要依靠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主要依靠国有企业和东方文化。以往欧美的基督教文化和竞争文化，是通过西方国家的侵略扩张和殖民战争推向世界的，所以全世界西方文化的普及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动荡和战争的血腥过程。而东方文化是要开辟人类和平发展的新纪元，所以东方文化的普及过程，只能通过中国国有企业的世界性发展来实现。之所以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完成，而不可能依靠中国的私人企业来完成，这是由中国私人企业的西方式资本主义性质决定的。中国私人企业的西方式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其对东方和谐文化具有内在排斥性，因此不可能成为东方文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历史任务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完成。

J-20隐形战机正是国企的杰作，其具有全球一流甚至领先水平；中国高铁技术已在世界上独占鳌头；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正在自主设计、制造、安装世界最大的8万吨级大型模锻压机，将为中国发展大飞机等项目提供坚实基础；世界上运行电压最高、输电能力最强、技术最先进的交流输电工程也在中国诞生……

国资委成立这10年，强调主业，突出专长，把企业的发展秩序管住了；搞战略与滚动发展规划，抓薪酬考核，把干部管住了。还有内部市场机制、外部市场竞争。董事会这一把刀，使得政企分开走向规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有企业逐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国资委这10年改革，很多做法是前无古人，既要保持社会主义，又要市场化，这是一个世界难题。然而，国资委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不仅全面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破除了现代化的“西方想象”，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了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另一种现代化形态。这本身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中国国企的价值依然在丰富在发酵

当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驰向前，“中国威胁论”却随之而来；当世界终于发现中国国企的发展是当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时，中国正步入改革深水区，来自体制深层次的矛盾，成为制约现代化发展的挑战。

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往往都要经历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现代化的艰辛曲折，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企业获得了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才可以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

更何况，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时间压缩，空间叠加，我们必须面对更为严峻的考验———比世界上56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之和还多出3亿多。在如此规模的人口大国进行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一两百年来的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重演一次，而我们既不具备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所具有的相对宽松的国内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也不可能向他们那样通过开拓殖民地掠夺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

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化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何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谋求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更多地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日益高涨的需求？如何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经济腾飞的同时，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如何继续增加红利上缴，又要确保发展的后力？

历史正在公正地记录国有企业走过的足迹，历史也忠实地把发展的课题留给后来者。（下转特刊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