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在1911

中国企业在1911

江南造船厂原貌

革命的枪声终于打响了，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是希望和新生。因此，无数的实业家们疏财仗义，甚至毁家纾难，在所不惜。

100年前，那一场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大事件，开启的不仅仅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同时也是中国商业的分水岭。

然而，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那些真正的资产阶级商人和他们的企业处境如何，却少有人提及。当史学家们反复地争论革命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往往被人忽略。这些名义上的革命主角们，很多都被蒙上了历史角落里的灰尘。

民间与官方的大对决

当整个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时候，先行者不是政治、军队、甚至不是诈骗与掠夺的殖民者，而是商业，尽管这种商业往往并非平等的交换与交流，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工业化大机器生产的商品，总是敲开那些古老而封闭的地域的第一块砖，家庭作坊式的小手工业产品在它们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而那些横跨世界的大企业，也总是最先和最终得利的。政治和军事的交锋往往是一时的，而商业的往来却绵延不绝。

在工业化最后的时间里，中国显然没有跟上整个世界的脚步，所以只能被动地等待世界走到中国人的面前，而不是中国走到世界面前。所以，当整个世界汹涌而来的时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从一开始，走的就是另外一条路。

这条路是自上到下的被迫而行，中国最初的企业，并非出自资本家之手，而是出自官吏之手。自洋务运动开始，开眼看世界的朝廷要员和封疆大吏们看到了资本对整个世界的改变，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资本究竟应该在谁的手里才会真正发挥作用。或者，他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只是拒绝去想而已。

中国的商人对于官，对于政治，从来都是敬而远之的，这和数千年农业社会的组织结构有关。然而，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来临的时候，商和官却联系得太紧密了，甚至商成了官的从属。不管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干洋务大臣，还是胡雪岩、张謇，无不和官有分不开的关系。

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企业无非三种形式，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两千年前，《大学》里说：“千乘之国，不畜聚敛之臣”，然而两千年后的洋务时代，“聚敛之臣”成了救亡图存的唯一希望，但这希望并不那么美好，因为它不但考验着那个日薄西山的政府的支付能力，也开启了官与民争利的大时代。

这是两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不管是李鸿章办的轮船招商局，还是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抑或是其他官办企业，赢利的时间都不多，反而是迅速在政府和官僚的盘剥之中入不敷出，特别是到了辛亥前夜的盛宣怀时代，此时的轮船招商局四处投资，却无法赢利，汉阳铁厂同样处境尴尬，高投入换来的是低产出，产值远远比不上投资，这也是整个清末大企业的共同尴尬。

而另一面，官方企业和民间资本的争利也愈加激烈，盛宣怀的铁路国有化主张彻底激发了国民之间的矛盾，辛亥前夜，民间资本投资铁路成为风潮，不管是官员富商，还是农民工匠，“莫不争先入股”。然而盛宣怀的国有化却将这些投资者陷入绝境，清政府将所有股份收归国有，却不肯补偿原本的入股者，终于引发了中国政治体制大变革之前最著名的运动———保路运动。也正是这一运动，成为帝国覆灭的前兆。

投机还是投资

轮船招商局疯狂扩张，却都无法赢利，汉阳铁厂入不敷出，开平矿务局正陷入国际纠纷难以脱身，铁路股权变成火药桶……当年郑观应“开矿、造船、修铁路”的实业救国梦想几乎全部陷入困境，不管是官办、还是官商合办，抑或是官督商办的企业，几乎全都问题重重，却无力扭转乾坤。

相对于实业，代表虚拟经济的金融业则陷入了泡沫膨胀的危局。辛亥前夜的中国投资领域，买股票，投资金融正成为人们最火热的话题。

1911年3月，第一版中央印制钞票降旨批准开印，然而，还没有来得及流通，就胎死肚中。与此同时，疯狂的金融泡沫正在破裂。3月下旬，义善源票号受累于股灾，以负债1400万两宣告清理。义善源是李鸿章的亲兄弟李翰章江苏洞庭山富商合伙经营的，资本雄厚，背景深不可测。然而，它的破产，仅仅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危机如野火燎原，内城永顺、永祥、北德胜等十六家钱庄相继关门停业。全国上下，百余家钱庄票号倒闭，甚至也包括上海最“牛”钱庄，宁波巨商严信厚、严义彬父子缔造的源丰润。数万中小股民，百万两资金被套。不管是晋商，还是徽商，无不在泡沫的破灭中粉身碎骨。

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早有征兆。1910年3月中旬，一家名不见经传的英国橡胶置业公司伦敦股市融资失败后，却在中国受到了狂热追捧：股票发行时间原定上午10时，但排队者人山人海。一个小时后，股票申购完成，价值10万白银的股票吸纳了160万两的认购资金。上海商人陈逸卿、陆达生和唐寿江等人广泛利用中外金融圈的人脉，调动钱庄钱款，向外资银行拆借，大量买入橡胶股票。在他们影响下，上海三十余家钱庄大量购存股票。如森源钱庄，自有资本不过一万两，也多方筹集20万两参与投机。

中国人对金钱的激情和投机的精神刺激了列强的欲望，资料显示，股灾爆发前，华商投入上海橡胶股票交易金额约为2600万至3000万两；投入伦敦市场1400万两。投资总额在4000万到4500万两左右，将近清王朝的一半收入。

泡沫总有破裂的时候，股灾如期而至，1910年3月，上海市场每十股橡胶股票售价白银70两。而在1911年3月，每10股橡胶股票售价仅为白银7两。各个金融大鳄、钱庄巨擘相继倒下，当时报纸评论称：“财界扰乱已达其极，一般社会咸被其灾，全国乃宣告破产矣。”

革命的枪声响了

革命的枪声终于打响了。从当年汉阳铁厂的地方开始，虽然这直接导致了汉阳铁厂停业，但对于商人们来说，这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事情，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是希望和新生，因此，无数的实业家们疏财仗义，甚至毁家纾难，在所不惜。比如张謇。

张謇，这个晚清最著名的状元企业家，在革命的烽火中依旧站在时代的最前潮。张謇自1911年12月一个多月间，为中华民国开国共筹军政费用50万到70万元，他还直接参加了有关行动，南通地区的光复，即由张参与操控。江苏省临时议会会议上，张謇亦当选为省临时议会议长。

不仅仅是张謇，一大批企业家们都把革命当做了新生的希望，沈鳗云以信成银行行长名义出具一万两银子的保单，并与胞弟所在洋行德籍总经理密约，代同盟会购买价值一万银两的武器。沈还受孙中山先生委托亲往南洋群岛，宣传革命主张劝募捐款。公开资料显示，在1894年到1911年的华侨资助的款额，占革命派全部经费来源的75%左右，其他来源如革命党人会费、外国友人捐款、港澳台同胞捐款，占15%左右。

1911年到1912年的一位湖北地区商会会长，曾在革命中筹办饷糈，并慷慨捐输。商人们输出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精力、理想、希望，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让企业家们以为自己的时代已经来临，他们改变几千年疏远政治的态度，亲身走上政治的第一线，杭州新军起义成功后，实业家汤寿潜被陈其美和上海商人推举为浙江都督的人选。在立宪改良时曾经营医院、水厂、大学的李平书，一度全面管理了上海的地方行政事务……

当然，革命也为无数的生意人们带来了契机，最典型的无疑是南洋兄弟，南洋兄弟最早创办于1905年，最初名字叫广东南洋烟草公司，3年后亏本歇业，1909年再起东山，改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华侨爱国心大受鼓舞，国货畅销。兄弟二人抓住时机，致力于推广中国货，新产品畅销华南及南洋各地。

得利的当然不仅仅是南洋兄弟，无数大大小小的商人们在革命中闻到了金钱的味道。上海朱锦堂号在临时政府成立后印“新国民必用品”———彩色新样纪念邮片。杭州一商家精选洁白杭纺手帕，精印孙中山和他两个女儿肖像，生产共和纪念帕，宣称：“纪念帕颜色鲜明，落水不褪，与洋货纱巾比较精致经用，军界买来可作纪念品，学界可作奖励品，女界可作赠送品。”旧式的朝靴、腰带被淘汰出局，皮包、手杖等物件成为市民新宠。

革命的另外一面

然而，一切并非想象的那么好，资本家们毁家纾难，慷慨解囊，支持革命，但是这场号称资本主义革命的事业并没有平等地对待资本家们。革命的主张里，也并没有为资本家们维护利益的内容。

实际上，现实恰好相反，那位为革命捐款的湖北商会会长，并没有在革命成功后获得回报，反而“身负巨亏，束手无策，其税铺因公负累甚巨，以致沦落到了求售各处房产以向新政府偿还巨额债务的境地。”

另一位银行业人士，曾任上海大清银行经理的宋汉章，革命后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曾在上海新市长陈其美邀请下，前往赴宴，席间陈其美提到筹饷，宋汉章婉拒，反而引来陈其美的绑架，并且关押两周之久，才在多方努力之下获释。

孙中山一派的革命党人，一直都面临极为紧张的财政局面，革命筹款因之不断追加，各种税务也越来越重。而且，而孙中山所设想的最终社会模式，实质类似于国家资本主义，他起草的国民党一次宣言中即提出“节制资本”，要求在银行、铁道、航路等领域，由国家经营管理。这恐怕并非是那些慷慨解囊的企业家们所希望的结果。

事实确如此，革命之后短短的一两年之间，全国的企业家们和商会迅速转变了立场，在1913年7月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之时，在上海总商会，就支持革命党讨伐袁世凯的议案，二十余人中只有沈鳗云等四人举手赞成。即便是张謇，也转而支持袁世凯。

辛亥革命之后，几十年的军阀战争之中，企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和军阀结合，这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或许是乱世下的无奈。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先天不足，终于走向了“后天畸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孙中山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获得了成功，不管是在实业中，还是金融业中，其实都有迹象可循。比如汉阳铁厂，1912年，汉阳铁厂恢复生产，一战期间曾经一度辉煌，但战后随即衰落。1921年民国政府(北京)改变钢轨标准，造成汉冶萍公司近5万吨钢轨无销路，汉阳铁厂炼钢全部停产，1927年到1937年，由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组成的汉冶萍公司逐渐被国民党政府接管，最终在抗战后被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汉阳铁厂历史也宣告结束。而在金融界，以大清银行为典型，辛亥后改为中央银行，同样是国家资本主义下的牺牲品，在国民党当政期间，中央银行的斑斑劣迹也不用多说。

一百年来，这一场民族资本主义革命曾经被无数人评价，但是真正的民族资本家们的命运，却少人探寻，这或许正是那一场惊天动地的，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革命的另外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