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中国启航（上篇）

编者按：中国在全球化起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作出了哪些贡献？作为深耕战略研究与理论探索的资深学者，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徐伟新在《全球化的中国启航》一文中，从技术、贸易、文化、制度等多视角阐述了古老的中国如何孕育和推动了全球化的启航，以宏阔视野追溯了全球化演进脉络，深刻剖析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逻辑，为读者理解时代变局中的中国角色、把握全球发展大势提供了宝贵指引。本报分两期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通过不断强化联系与互动，形成相互依存、深度融合的动态过程。时至今日，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并持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全球化形成于何时？有一种叙事将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视为人类文明互联的开端、全球化的起点。实则在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便开启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系统性文明对话。自1405年起，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建立起横跨印度洋的贸易网络。古老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把先进的技术传播到南亚、中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通过物质交换、货物流通、文化交流等，将中国理念及社会制度广泛传播，搭建起亚洲、非洲、欧洲文明互鉴的立体网络。古老的中国孕育和推动了全球化的启航，以其强劲的东方力量最早登陆全球化的大舞台。

以四大发明为主导的技术革命，催化全球文明进程跃迁

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是古代中国享誉全球的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东亚、南亚、中亚，又通过阿拉伯人或蒙古人西征传入欧洲，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起到了关键作用。四大发明的传播直接改写了世界历史轨迹。

造纸术在西汉出现，用麻和丝絮等作材料，纸张质地粗糙。105年，东汉蔡伦改进造纸工艺，造出轻便耐用的蔡侯纸，纸张逐步取代竹简和绢帛，成为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日本在唐朝时期通过遣唐使和留学生等渠道，学习了中国的造纸技术，并将其带回日本，推动了日本造纸业的发展。造纸术向西域的传播则借助于丝绸之路。汉朝时，西域各国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造纸术随之传入西域，一直到达了中亚的波斯等地。波斯人又将其传播到西亚的阿拉伯国家。11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萨狄瓦建立了欧洲首个造纸厂，随后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造纸厂。造纸术为文艺复兴的知识传播提供了廉价高效的媒介。

火药的前身是炼丹术，唐代《太上圣祖金丹秘诀》记载了火药配方，称之为“着火的药”。9世纪，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宋朝设立火药作坊，系统生产火药箭、火枪等武器，南宋“突火枪”标志火器时代的开端。蒙古西征将火药传入欧洲，火药的军事化应用，瓦解了欧洲骑士阶层，加速了封建制度崩溃。火药的使用改变了战争形态，火器革命最终成为王朝换代、权力更迭的直接推手。

从东汉时期的拓印，到唐朝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尤其是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为人类知识的传播交流，为全球化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印刷术传播到朝鲜半岛以及日本、越南等地，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传播到欧洲促进了教育与科学进步。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成为世界文明进步和全球化的重要杠杆。

指南针曾是航海时代的核心技术。中国在唐代出现人工磁化铁针的雏形，宋代将磁针与方位盘结合，广泛应用于航海。北宋《萍洲可谈》记载了阴晦天气使用指南针导航的实例，是世界上航海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录。宋代航海技术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东非的海洋贸易，泉州、广州成为国际港口。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录了远达东非的贸易路线。大约12世纪末，指南针传入欧洲，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正是依靠中国罗盘技术开辟了绕过好望角的航线。1492年，哥伦布跨洋航行发现新大陆，开启人类大航海时代。指南针的全球传播重塑了人类探索世界的版图，促进了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形成独特的海洋文化。宋代的造船技术更是领先全球。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采用水密隔舱技术，抗沉性远超同时期欧洲船只。这种技术优势使宋代商船广泛活跃于印度洋区域。《梦溪笔谈》记载的水密隔舱工艺被马可·波罗记录后传入威尼斯，成为欧洲造船业的标准配置。

古代中国的技术突破不仅是工具革新，更是人类文明跃迁的催化剂。四大发明成为联结欧亚非的技术链条，深刻地重塑了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

贸易网络，从丝绸之路到全球经济联动

世界上最早的跨大陆网络和大规模海洋贸易，是中国发起的。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由此逐步连接起中国与中亚、东南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的贸易网络。

中国的铸铁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亚，使大宛等国的冶铁业得以发展。《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反映出中原冶金技术对西域经济结构的改造。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特别是瓷器，更成为欧亚非大陆系统性交流网络的明星商品。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出远洋船队驶往印度洋，开辟了南海至印度洋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开启了亚非大航海，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巅峰。随之而来的是“郑和大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稻米、桑蚕、柑橘等源源不断地进入中亚、南亚、东非和欧洲，中国成为古代全球体系的终端生产者与核心市场。不仅如此，在中国商品涌入国际市场的同时，中国以主动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外来的技术与产品。

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物种商品的大交换，直接推动了全球的白银环流，引发了第一波的货币全球化。铜钱、丝绸一度成为东亚、东南亚的“国际货币”。元朝发行的“中统钞”是世界上最早的纯纸币流通体系，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详细记载了纸币的制作和使用。13世纪末欧洲开始模仿中国纸币，但因缺乏信用体系未能普及。到明朝推行“一条鞭法”，将大部分赋役合并折银征收，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无法由中国国内银矿满足的白银需求黑洞。日本石见银山是16世纪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区之一。通过中国商人和后来的葡萄牙人，大量日本白银流入中国，换取中国的生丝、绸缎和瓷器。西班牙在波托西银矿开采的白银运至马尼拉，与中国商人交换商品。另一部分美洲白银则被运回西班牙，然后通过欧洲商人购买亚洲商品，最终也间接流入中国。由于国内白银短缺，明朝通过海上贸易大量进口美洲白银，白银成为一个将世界各部分捆绑在一起的系统性力量。白银的流动将美洲的矿业、亚洲的制造业和欧洲的融资贸易业连接在一起，形成了第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循环，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都无法再孤立运作。可见，在16—18世纪，白银就是全球化本身。驱动这个全球白银泵的核心引擎，正是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和生产能力。全球化是一个由东方的生产、需求和网络所主动构建的漫长进程。

人的流动，行走的全球化

欧洲大航海时代后，人的流动主要是欧洲人流向世界，与此不同，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人的流动更多的是朝向中国。在中国，特别是唐宋元三代是拥有强大文化自信和制度包容性的文明中心，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前来定居、经商，甚至出仕做官。他们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繁荣作出了贡献，也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

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族群交融。粟特人是丝路上的“商业民族”，他们在长安、撒马尔罕之间建立贸易网络，甚至在中国朝廷为官。唐代安史之乱揭示了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安禄山作为粟特—突厥混血，在边贸集市长大，他精通“六蕃语”，能无障碍地与中亚地区的将领和商人沟通。安禄山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其河北地区是唐朝与东北亚、中亚贸易的枢纽，这里胡商云集，汉胡杂居，经济繁荣，文化交融，对中央的儒家正统文化反而较为疏离。安禄山能在这里积聚反叛的资本，正是因为他掌控了这个全球化经济的通道。安禄山率领一支8000人的精锐亲军，由同罗、契丹、室韦等胡人组成，这支部队不是基于民族认同，而是基于个人效忠和利益驱动。安史之乱既是唐王朝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冲突，也表明唐朝的开放政策成功吸引了外来人才与财富，但其帝国治理模式却未能完全适应和消化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性，揭示了唐王朝作为一个全球化帝国的内在张力与脆弱性。

人口的流动与聚集。张骞“凿空”西域，开通连接东西方的贸易与文化通道，此后，汉朝使者“相望于道”，一年中往来多达十余批，少则五六批，使团规模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唐宋元明时期，阿拉伯和波斯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城市，将中国的瓷器、丝绸等运往西亚和欧洲，再将乳香、没药、珍珠、象牙等运到中国。从长安、洛阳到敦煌、凉州，都有粟特商人的聚落。在文化宗教传播过程中，法显、玄奘等中国僧侣西行取经，鸠摩罗什、马可·波罗等东来。郑和船队不仅载有士兵和水手，还有翻译、医生、工匠，一些船员留在了东南亚，成为早期华侨。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都市，唐朝长安人口超百万。长安设有波斯邸、粟特坊、大秦寺等机构，供外国使节、商人、僧侣、留学生等居住，允许景教、祆教、伊斯兰教自由传播，与中原文化交融形成独特的盛唐气象。

入仕为官。外国人可通过军功、科举或因特殊技能被征召，在中央政府或地方担任官职。高仙芝是唐朝著名军事将领，高句丽人，其父为归附唐朝的高句丽将领。高仙芝后官至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曾率军远征中亚。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深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在元朝为官17年，其《马可·波罗游记》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大量的色目人，包括粟特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进入元朝政府担任要职。至明朝，对外政策奉行“朝贡体系”和“海禁政策”，因此，外国人在明朝的活动大幅减少，不再像元朝那样轻易地进入官僚体系核心，而是更多集中在科技交流、军事顾问、宫廷服务以及有限的民间贸易等领域。明朝以及明末清初一些耶稣会士进入朝廷，利玛窦、汤若望、邓玉函、龙华民等，参与历法修订。郑和下西洋时从东南亚带回一些幼童，其中一部分入宫成为宦官，特别是来自暹罗（今泰国）的宦官，在宫中担任翻译、侍从等职，是明朝与东南亚朝贡往来中的重要沟通桥梁。

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提及，随着人的流动，疾病也开始跨大陆传播。例如安东尼瘟疫，病毒的源头来自中亚，通过丝绸之路的商队和军队传入罗马。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军队在镇压东方叙利亚的叛乱后，将瘟疫带回罗马，导致罗马帝国人口大量减少，重创其经济与军事实力，被认为是罗马衰落的起点之一。这是欧亚大陆通过丝绸之路实现互联后的一次早期全球化灾难。再比如黑死病，14世纪蒙古帝国庞大的贸易网络和密集的驿站系统，为黑鼠和它们身上的跳蚤提供了传播途径。这场瘟疫在数年内夺走欧洲很多人的生命，引发了深远的社会、经济、宗教巨变。黑死病在短时间内肆虐欧亚非大陆。黑死病的全球性传播提供了最残酷但也是最客观的证据，标志着东半球的一体化程度已经非常高，已经形成全球化的东方体系。

（作者系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