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包容性改革作为战略选择

（上接第五版）

中国需要的不是虚幻的、高调的“社会美妙”理论，而是实在的、大家都有活路的“社会共生”理论：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必“出走”，中产必须扩大，社会各界都有奔头。其中，扩大中产群体，是“社会共生”的中心环节。参照有关社科研究机构分析，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估计只占总人口的25%—30%，逐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刻不容缓。社会改革，应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

关键在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已接近“社会容忍红线”。要做到大家都有活路，必须缩小贫富差距，远离“社会容忍红线”。改革中要注意防止陷入拉萨尔“就分配谈分配的窄圈”，重在突破收入分配的“体制瓶颈”，特别要正视产权制度和政府制度问题：由分配制度改革切入，向产权制度改革提升；由分配机制转型切入，向政府制度转型提升。

多元阶层欲共生，需要编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安全网”。在“安全网”能兜住的情况下，再着手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体框架，需在“一场深刻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之间作文章。如果把改革目前达到的水平视为“地平线”，把基本的 “红线” 比作 “天花板”，那么两 “线” 之间改革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

由于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的渐进式改革之路，经过30余年，迄今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余下的都是“坚硬的堡垒”。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改到此时、此处，需要突出重点、啃硬骨头，应当制定并实施紧迫的、有重点的、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

经济改革的五个重点

经济改革围绕“公正性的深度市场化”改革，突出五个重点：

(1)垄断行业改革。对真正的自然垄断性环节(如电网、铁路网、航空网、骨干电讯网等)，可暂时不破垄，但要实行一定范围的“争夺市场的竞争方式”；而对过时的、假冒的所谓“自然垄断”，以及垄断性行业中的竞争环节(如发电、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电讯运营业务等)，要坚决破垄。对法令性的垄断(如烟草)，可不破垄；但对不合理的行政垄断(指利用行政权力保持不合理垄断地位的)，要坚决破垄。对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中，不应破垄，还应进一步加强，以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对阻碍和限制竞争的经济性垄断（如厂商串谋、寡头垄断以及利用行政权力实施垄断行为等），应坚决破垄。在此，要消除社会上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将“产业集中”等同于“垄断”的误区，化解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由排斥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心结”。

(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点是锁定使用权人的土地用益物权，尊重农民对承

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包括流转和抵押)权利。其一，建议调整“赋予农民权利”的提法，这种提法带有自上而下的“恩赐”色彩。从产权关系来看，农民的土地既不是“国资”，也不是“党产”，何来“赋予”之说?实际上，“农民的权利”是“天赋”的，建议采用“承认”“尊重”“保障”的表述。其二，明确农村集体土地可以依法进入市场流转，使农民最大程度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其三，不要武断地排斥农民的土地抵押权，而应根据新情况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这一权利予以确认。

(3)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打破大银行垄断，推动私人及草根金融发展；同时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改革要把握两个抓手：存款保险制度和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的市场化利率。

(4)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改革分税制和预算管理体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环境税等，以及改革资源税等。

(5)资源性产权价格为重点的价格改革。这是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将市场体系建设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面。

社会改革的五个重点

社会改革围绕“社会共生”和社会组织创新，突出五个重点：一是收入分配改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三是事业单位改革；四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创建；五是社会组织改革(如各种社团组织，重点是“去行政化”、实行登记制、取消主管部门、经费自筹等)。

中国的改革是几代人从事的前所未有的创新事业，特别需要一代“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事物”的新人。如果说他们属于“异类”，那么讲包容恰恰是包容这些“异类”。整个社会应当为一代“超限制新人”的崛起和成长开辟道路。

新阶段的全方位改革，会遇到一些障碍，其中固化的利益格局是最大的障碍。笔者在问卷调查中发现，56%的受访者完全赞同“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主要障碍”这一提法，这一结果值得重视。这就产生了如何应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不能够用传统的“你死我活”思维应对，而应该采取“差别化”对策。其中的关键在于摆脱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

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其利益已受到较大削弱，但在一些改革尚未攻坚的领域，其影响力依然较大，在新条件下可能以新形式显现。同时，近年来还产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既不希望倒退回到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深化改革，极力维持目前某种“胶着”状态的局面，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利。新、老两种情况交叉并存，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并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当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能否超越这种利益格局的羁绊，是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来源：中国改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