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变“三重锈带”为“四新突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这是一个完整的论断：其中，“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是关键，但也不应丢掉“健全推动”这个前提，尤其不能忽略“制度和政策体系”这个落脚点。那么，东北全面振兴如何才能取得新突破呢？“加力振兴”我们的力应该往哪里加？本文提出变“三重锈带”为“四新突破”的主张，与社会各界共同探讨。

一、加力振兴首先往体制上“加”：切实推进东北体制的“基因再造”，真正构建起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东北振兴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体制问题，这是东北最深刻也是最大的问题。《决定》特别提出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制度和政策体系”，点到要害处。这涉及东北原来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问题。

笔者曾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一书中提出“计划经济东北三最论”，即“引进最早，退出最晚，影响最深”。它不仅影响经济，而且也成为影响整个东北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最大障碍。

面对着这种传统影响，前二十年的东北振兴，一直在力求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并且逐步取得了一定成果，这应该予以肯定；但鉴于计划经济在此根深蒂固，东北的市场化改革步履维艰。

考察一个地方的“体制”及其改革现状，主要是看实际的“经济市场化指数”（包括总指数与分指数）。通过指数分析可以看出：东北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到底怎么样了？在全国居于何种地位？特别是“短板”在哪里？

通过《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中国东北转型新论——加力振兴论》《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年版）等多个研究东北市场化的新材料，笔者发现东北存在四个短板。

第一个短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东三省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政府控制资源的比重过高（或者说“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较低）；二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度较高；三是政府的规模偏大。

第二个短板：国有资产比重“超高”，相关联民营经济在全国位次“超低”。非国有经济在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所占比例低，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乡总就业人数所占比例也低。

第三个短板：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不理想。在产品市场化方面近年有进展，但在“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和2019年新增的“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方面分值不高，关键是在“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方面缺乏突破性。

第四个短板：东北营商环境不理想，大体处在中下游水平。

下一步怎么做？笔者提出应继续推进东北体制的“基因再造”，补足“市场短板”，以真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要从四方面加力。

其一，针对第一个短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力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真正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体要砍“三板斧”：一是“砍下”政府控制资源的比重（或者说提高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二是“砍下”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三是“砍缩”政府规模，至少要遏止住近年“政府规模越来越大”的倾向。

其二，针对第二个短板，在盘活国有企业的同时，做大做强民营经济。

其三，针对第三个短板，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重在“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具体来说，要建立并完善劳动、土地、资本、知识与技术、管理、数据六个“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切实引导生产要素的配置。

其四，针对第四个短板，改善东北的营商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尤其把政府透明、资源获取、竞争公平、社会信用等，作为主攻方向。

二、针对“结构锈带”，建议以“四拓”为基本思路，着力开拓创新四方面经济结构

“加力振兴”第二个方向就是“力”往结构上“加”，怎么“加”？经过近期新的调研，笔者形成自己的“四拓”思路，即“拓需”“拓数”“拓区”“拓绿”。

“拓需”，即以拓展需求为重点，着力创建需求导向的“需求与供给相结合”的供需结构。

目前，需求问题已经成为包括东北在内的各地经济最突出的矛盾。需求问题不仅关乎经济增长，更关乎社会公平与民生福祉。下一步，建议采用“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并把需求放在首位，以提高“居民消费率”为抓手，切实在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上下功夫。

为了从根本上提高东北“居民消费率”指标，必须相应调整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解决居民医疗费用、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

“拓数”，即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因地制宜开拓创新东北的产业结构。

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笔者建议还要“抓新兴，带两头”：一头是“带传统”，因为东北的传统产业有优势，要用高新技术改造和赋能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另一头是“带未来”（包括未来的量子和航天产业等）。

“拓区”，即外拓东北与外地区域合作、内拓东北本身的区域一体化。

通过研究，笔者深感东北地区不仅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农业、资源、科技、人才的聚集地。如果把整个国家版图看成“金鸡”的话，中国东北就像是“金鸡”昂起的“头颅”，至关重要。

完整地讨论东北区域结构问题，不能“就东北谈东北”，而应该包括两个方面：“跳出东北看东北”和“钻进东北看东北”。

首先，“跳出东北看东北”：外拓东北与外地之间的区域合作。

其一，南北两端合作。2022年2月18日，笔者曾在海南调研了九个市（县），并基于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方面，提出了《关于促进东北与海南深度合作的建议》。

其二，东西两端合作。笔者曾在《论欧亚新变局下中国东北与西北（新疆）“双向联动”战略》中，建议东北和新疆进行实在的产业合作。重点在能源、矿产采掘、装备制造业和数字产业三个方面合作。

其三，发展“飞地经济”。笔者在黑龙江调查期间，发现哈尔滨市江北新区产业园中，运营最为成功的是“深圳产业园”。东北地域辽阔，能否主动提出发展“飞地经济”呢？这不仅会带来经济上的合作共赢，而且会带来中国南北之间的“文明交融”，何乐而不为？

此外，“跳出东北看东北”，外拓的空间广阔，还包括与东北毗邻的京津冀地区合作等。

“拓绿”，即以“绿色”为底色，创建东北“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结构。

因为，在生态方面，东三省均是我国的自然资源大省，土地资源、森林资源都颇为丰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减碳或绿色发展，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减碳；二是通过结构调整，如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等来减碳；三是通过政府规制，如严格控制“两高”项目以及开征环境税等措施来减碳。这些措施均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笔者提供第四条路径，即运用“产权”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推行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机制，解决资源的有偿使用和生态的补偿。在这四条线中，这一路径最为薄弱。下一步，应培育现代生态文明形态，确保我国的生态安全。对此，笔者在《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命运共同体立命的探索》一文中有系统阐述，可供参考。

三、加力振兴“力”往开放上“加”：以“向北开放”为契机，把东北打造成国家“对外开放的新前沿”

20世纪80年代末，笔者曾相继提出“四沿（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战略（1988年）和《积极创建远东经济特区》主张（1989年），并建议“以图们江地区为前沿”。2018年12月，在“东北振兴论坛”上，则进一步提出“向北开放”的构想。对此，2019年1月9日新华社作了报道，题为《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向北开放》。

东北开放“新前沿”新在哪里？

第一，新在“地域”：争取区域突破。例如，吉林珲春图们江出海口地带，这里距日本海只15公里，“南朝北俄”，中国船虽在江面上拥有航行权，但仍存在一些影响航运和开放开发的限制因素，若这些因素能得到有效解决，那里将是一块航运和开放宝地。

第二，新在“领域”：特别是高新技术与要素领域。2024年笔者正式提出《关于在大连创建国际要素交易市场的构想》，已经在《辽宁经济》公开发表，希望在实践中有所推进。

第三，新在“倒逼”：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及其带来的相应改革。CPTPP的文本共30章，涉及投资等六大领域，它在一些新的领域和议题上制定了全新的规则。分析其条款并结合中国实际，主要涉及五个问题：一是国企改革问题。所谓“非商业援助”主要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其规则与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相比，约束的范围更大。二是市场准入、公平竞争、隐性壁垒的问题。三是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四是劳工权益问题。五是环境保护等企业社会责任。

“向北开放战略”需要有具体实施举措：笔者建议辽宁省应注重辽宁港口的发展与新通道的拓展；吉林应重视已经列入国家决策的“长吉图”战略；至于黑龙江，笔者已经在“太阳岛论坛”提出其“向北开放”的八点建议，不再重复。

四、针对“文明方式锈带”，以培育新时代文明为战略取向，在东北切实促进中外文明包容与交融

文明与市场经济是配套的。根据笔者这些年的调研，中国南北问题的核心在于文明发展的差距，这一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建议把握以下四点。

其一，摆脱“官本位”束缚。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由于东北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官僚化”。事实表明：经济的非市场化与行政的官僚化是恶性互动的，经济越是非市场化，行政则越是官僚化。“官本位”不仅对经济发展造成障碍，而且对人自身的发展更造成障碍。建议从削弱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入手，多管齐下，克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

其二，立足东北实际确立“人本位”（或称“人本根基”）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最闪光的思想，是“新社会的本质”和根本价值目标。中国改革发展的“人本根基”就在这里。

其三，培育“契约精神”，缔造诚信社会。契约精神是人类先进文明的标志。与东北市场经济不发达相连，契约精神的氛围较为淡薄，“酒桌拍得响，过后不认账”。针对契约精神的稀缺，需要进行“契约补课”，并把“契约精神”列为优化营商环境之首。

其四，促进中外文明的包容与交融。在这方面，东北是有条件、有基础的，不仅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四大金刚”具有异国风味，而且在只有几万人口的二道白河小镇，也有“天福街”和“艾丽斯风情街”等。建议在东北发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注重借鉴吸收国外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使东北成为文明包容与交融的希望之地。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家，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入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