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哲学流派的演替与论争

在很多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主题的本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等，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社会科学”一词蕴含着一种矛盾修饰法，也就是，将两个截然相反的词组连在一起的修饰格。这种认识既反映出社会科学的学科独特性，又凸显了社会知识的科学地位问题。事实上，社会科学的学科合法性与社会知识的本质问题，是伴随19世纪后半叶建制化社会科学的形成而出现的，并以不同的形式贯穿于20世纪及之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更替中。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吗？具体来说，社会类和自然类可以进行一致的分类与排序吗？社会科学是否可以实现价值中立、是否应该以价值中立为目标？人类能否拥有关于社会世界的科学知识、在自然领域中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是否也能够同等地应用于社会秩序问题？

社会科学哲学尝试对有关上述问题的回答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假定，如世界的本质、知识的本质及美好生活的本质等，予以细致的检验与批判性的反思，澄清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假定及其潜在影响，进而指导社会科学应该研究什么、如何进行研究以及应该以何为研究目标。

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对立

在当代社会科学哲学论域内，针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对立。自然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研究模式是唯一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社会科学可以满足自然科学所设立的标准，而且只有满足这些标准，社会科学才能成为“好科学”。反自然主义者则认为，与自然现象不同，社会现象以及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中充斥着意义，我们参与社会实践并对实践做出重新诠释，社会科学应形成自己独立的方法论。

针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异质性，最早以智者学派提出的“自然”与“约定”之别为代表，“自然”指的是天生的、客观的、以本性而成长的事物；“约定”则是指规范、法律、风俗等。争论的焦点在于，社会中所存在之物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是天然的还是后天的。现在，多以“自然类（natural kinds）”与“社会类（social kinds）”来指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研究诸如分子结构、行星自转、物种演化等本身就“存在于那里（be there）”的类，这些类是被发现而不是被建构出来的。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可以把诸如生育率、基尼系数、供求关系等视为被发现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类，像自然类独立于自然科学理论化一样，社会类也独立于社会科学理论化。反自然主义者则认为，大多数社会类都是由人类群体所构造出来的，如果没有现存的社会、经济、政治及法律秩序的话，就不会存在婚姻状况、受教育经历、刑法身份、社会经济阶层等社会类。因此，社会类不像自然类一样受普遍的、语境无涉规律的支配，社会类产生于人类的需要与观察事物的方式，并随其改变而改变。

相应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自然主义旨在实现社会研究的自然科学化。自然科学为“好科学”的标准设立了一些经验，如连贯性、丰富性、客观性及预测性成功等，社会科学应以此为标准来实现科学化。反自然主义则坚持心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严格区分，自然科学的目的在于对概念和现象进行描述和说明，而社会科学旨在理解与解释，社会科学既不可预测，又无因果律可言。

自然主义对所谓“正确”方法论和普遍知识的关注，带来了社会科学中的客观主义趋向，它尝试捕捉理性与传统、意见、权威等的本质不同，以形成关于社会实在和知识之本质的标准框架；与此同时，它所蕴含的主体-客体、事实-价值二分，反映并强化了工具主义行动概念，进一步催生了超级个人主义、社会疏离感等社会问题。反自然主义强调社会科学理论化对社会实在的重构，带来了社会科学中的相对主义趋向，它尝试证明理性、真理、实在等概念均是相对于特定的理论框架、概念图式或生活形式而言的；与此同时，它对确定性的解构容易引起人们对社会科学的失落感，强化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无法提供真正知识或解决真正问题的认识。

不同社会科学哲学流派之间的论争

自然主义阵营与反自然主义阵营在关于社会及社会知识之本质上的对立，从宏观上勾勒出了社会科学哲学内部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本质及其关系的不同认识。具体来说，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主要流派，如实证主义、解释主义、批判主义及后经验主义等，对社会科学的逻辑、方法与说明模式均进行了细致的探索和批判性分析。其中，实证主义是自然主义的典型代表，而解释主义、批判主义及各种形式的后经验主义，则是反自然主义的有机组成。

实证主义的基本信念是，人类的思想和感觉，从而所引发的行为都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在经验科学中所使用的那些方法，能够而且应该被扩展到人类智力与社会生活的研究当中，从而把这些关于社会研究的领域确立为科学学科。

解释主义基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目标的不同，分为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前者以新康德哲学为代表，尝试通过对人类意义的研究来认识客观实在；后者以语言哲学为代表，把解释主义的观念和语言游戏连接在一起，借由理解特定行为群体的语言游戏，来理解他们的生活形式甚至文化。解释主义将“对话”视为思考和探索人类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重要方式，对话使我们对自己产生了新认识，形成了看待我们的生活情景和我们的世界的新方式。同时，对话消除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距离，由此，我们就能够学习并理解到关于人及其行动的更多东西。

批判主义包含两个发展阶段：法兰克福学派将社会认识或社会科学的目标定位为解放人类并确立他们的主权，而不仅仅是理解或解释社会及构成；新法兰克福学派更多关注社会科学的规范基础问题，试图在语言交往行为基础上，将理解和说明融合起来以“重构”社会科学。

后经验主义直接以反实证主义的科学统一观、科学方法整体论为基本立场，将科学的理性和逻辑，看作与科学的社会、历史、文化、制度、组织等外在因素具有同等的地位。本质上，它是建构主义、女性主义、批判实在论及社会认识论等多种不同研究取向的统称，由此，社会科学哲学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当代社会科学哲学在经历逻辑转向、语言转向、历史-文化转向及知识转向后，形成了从认识论向知识问题，以及认知的实践、结构和过程的转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科学哲学得以产生、建构、转化和应用。

总之，社会科学哲学流派的演替，既反映了当代科学观的深刻变化，也体现了科学哲学看待社会问题的视角和求解社会问题的方法的历史演化。不同社会科学哲学流派围绕社会实在的本质、社会科学规律和解释的适当形式、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构成，乃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论争，亦揭示了其研究论域的情景转换，同时也模糊了自然的、人文的和社会的科学之间的界限。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社会科学中的解释与规范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1BZX046）课题组成员 安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