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改善预期 增强信心 再谈激发与保护企业家精神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的企业家具有哪些特质？怎样保护与激励企业家精神？如何正确理解资本？新历史条件下，东北对外开放战略有哪些新思考？近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常修泽就近期一些热点话题接受了一乘文化的视频专访，本文为根据视频整理的采访实录。

中国企业家的三个特质

问：现在人们都很关心民营经济以及民营企业家的时代特征和命运问题。您在1991年7月就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的企业家》。请问，中国的企业家应具有哪些特质？怎样保护与激励企业家精神？

常修泽：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关于企业家的特质、使命，以及怎样保护与激励企业家精神等问题。我分别来谈。

我个人研究中国的企业家起于1988年。通过实际调查，发现当时企业中存在着一种病，我称之为“企业创新萎缩症”，就是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呈萎缩状态。于是，我带着研究生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做《企业创新论》。这篇论文的重点是探讨“企业创新萎缩症”的深层根源。

企业为什么不创新？根源在于我们中国的企业缺乏一种内在创新的冲动， 这跟企业的体制、结构有关，同时也跟企业家资源的稀缺性有关。

恰好1988年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那年12月18日至22日，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我们那篇《企业创新论》有幸入选，我应邀与会，并在讨论中发言。

在这篇文章里提出第一条建议就是“中国必须造就一支宏大的社会主义企业家队伍，使企业创新具有内在的推动力量”。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经济研究》杂志第二期全文刊发了这篇论文。

我研究企业家问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一年多以后，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的企业家》一文。

企业家的内涵怎么定？很有必要弄清楚。

企业家这个概念，理论上可以追溯到熊彼特，他是国际上有名的创新专家。他给企业家下的“创新”定义，我理解是“具有创新思想和创新业绩”。受他的启发，在1994年我主笔出版的《现代企业创新论》当中，我采用了这个定义，就是“具有创新思想和创新业绩的企业经营管理者”。

这里边要区别两个概念，并不是所有的“企业管理者”都是“企业家”。我反复强调，企业家是指“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业绩的经营管理者”。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误解，似乎以为只要是个经理、董事长，是个企业的领导人，就是个企业家，这种理解太过泛泛了，这两者不能画等号。

现在中国有多少企业？5000万家之多。如果把两者简单画等号，一个企业一个董事长，那我们就有5000万个企业家，如果一个企业再加一个总经理的话，约等于1亿个企业家。这种理解和认知是不当的。中国没有那么多企业家。

应该说，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中有企业家，但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并不等于企业家，两者不能画等号。企业家确实有，但他是里边的精英人士。精英在哪？创新思想，创新业绩。这是我在1994年主笔出版的《现代企业创新论》一书中给企业家下的定义。

《现代企业创新论》这本书，到明年就是出版30周年。经过这些年进一步的思考、研究和探索，在我主笔的新书《所有制改革与创新》里，对企业家写了三条特质。

第一条特质是“创新”。这是最基本的且无争议的特质定位。要认识到，企业家是“新的体制力量、新的技术力量、新的文化力量产生出来的新人”， 创新是企业家的生命。

但是，对于“创新”不能把它作简单化、狭隘化理解。现在有人一提“创新”，马上想到的好像是技术创新。固然，技术创新是创新之一，但是全面地看，对中国企业来说，创新至少包括四个：首先是制度创新（或者通俗地说体制创新）；第二，技术创新（包括工艺创新）；第三，市场创新（包括市场模式创新）；第四，管理或叫文化创新，即企业管理思想（文化）也要创新。

总之，应该把创新看作是一个完整体系，而不能“单向度”，也不能“碎片化”，要把握创新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书里写了一句话：“有创新则有企业家，无创新则无企业家”，这是第一条特质，也是企业家最宝贵的特质。

第二条特质是“情操”。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建者亚当·斯密最有名的著作是《国富论》（1774年出版），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但是，在《国富论》出版前十五年，他先写了一本书《道德情操论》（1759年），这是亚当·斯密研究人类行为伦理的著名著作，道德情操这一宝贵思想为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奠定了一个必备的哲学伦理基础。

因为他在《国富论》中力主“看不见的手”（即整个经济运行不是“看得见的手”，而是依“看不见的手”市场运作），这样的话，必须要建立一个牢靠的“道德情操基础”。所以，他先写《道德情操论》，后写《国富论》。完整地说，它是一种“基于道德情操的市场经济”。

受此启迪，给中国的企业家下定义，我认为第二个特质应该是“情操”。中国不少企业家讲究“义利”，且“义”字当头，这就属于情操范畴。“有情操则有企业家，无情操则无企业家”，这是第二个特质。

第三个特质是“复合经济人”。这也是我从亚当·斯密那里得到的启发。他提出“经济人”的概念，但我觉得提“复合型”更好。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中提出第三个特质“复合经济人”。

怎么个复合法？企业家办企业，当然要创造利润，“利己”利自己的企业，投资当然有企业的物质利益追求，这是正常现象，但是不能仅仅“利己”，还要“利他（利于社会）”，是“利己”与“利他”的结合，而且达到一个“相结合”的境界。

总体来说，企业家的特质，我归纳成三条，就是“创新”“情操”“复合经济人”三个特质。

多举措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问：2017年1月，您曾给决策层提交了一篇《关于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七条意见》。当前，以您的观察，我们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遇到什么问题？

常修泽：当前我们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遇到什么问题？应该说，在这点上，企业界朋友比我感触深得多。2018年，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中写了四个字：“预期”“信心”。

五年过去，我看今天依然是“预期”“信心”问题，即“预期不佳，信心不足”。而且，这两年（指2021、2022年）尤为严重。

是什么导致预期不佳，信心不足呢？

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中分析了五个矛盾：

第一，整个社会对企业家的尊重度不够，这是一个社会氛围问题，社会的“现代文明度”问题。

第二，产权保护不到位，一些创新收益甚至正当利益难以维护。

第三，对于民企、国企 、外企“一碗水没有端平”，我们常说的“两平一同”并没有实现。

第四，政府和企业之间政商关系没有理顺。

第五，缺乏一个社会的容错机制。就是说，如果企业家在改革或经营当中出现一些失误，我们缺乏一种容错机制，同时企业家本身也缺乏自我纠错的机制。双机制比较缺乏。

这五个问题怎么办？我在2017年1月，曾经通过国家发改委上报一个研究报告：《关于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七条意见》。

这《七条意见》在中央文件下达后，已经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公开了，我不再重复。这里结合当前新的情况，简要提出六点：

第一点，从国家战略高度提高对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尊重度。要有升级版的 “正其名”，升级版的“复其位”，升级版的“厚其财”。我说的“厚其财”包括：一是专心创造财富的机制；二是安心享有财富的机制；三是遂心支配财富的机制；四是放心传承财富的机制。通过以上几个方面，使其心情舒畅地干事业。

第二点，切实保护企业家的产权。共有四项：一是保护企业家的物权、债权、股权等基础性财产权；二是保护企业家的创新专利；三是保护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产权”；四是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合法权利。

第三点，以“两平一同”为核心，为企业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两平”是指，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一同”是指，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第四点，塑造新型政商关系。在“亲”“清”中建议补充“辅”“扶”内容：要“辅”不要“主”，要“扶”不要袖手旁观。

第五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特别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的关系；二是企业家与职工的关系。

第六点，建立 “双机制”。一是社会对企业家的容错机制；二是企业家自我约束、自我净化、自我纠错机制。二者相向而行，“企业家越自觉，社会应该越容错”，相应地“社会越容错，企业家自己越应自觉”。

如何正确理解资本

问：一段时间以来，资本的趋利性成为热议话题，甚至有不少网友把这种资本的趋利性看成是资本的丑陋之处。其实，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一个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挑战。那么，如何正确地理解资本，特别是资本的趋利性问题。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常修泽：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深刻，也是当前社会存在争议的问题。怎么看待资本这个范畴？它到底是什么？正如刚才你所说的，不少人把资本看成是一个负面的东西，特别是把资本的趋利性看成是一个丑陋的东西。

我个人对资本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1991年我主笔完成了一部专著《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1992年出版），在这本书中探讨过“资本”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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