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改善预期 增强信心 再谈激发与保护企业家精神

（上接第五版）

因为当时，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资本还看作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东西。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把它看成是一个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针对这样一种思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我在《资产重组》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既然商品经济是一个中性的范畴，那么植根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范畴（或者说由商品经济所产生的范畴）如工资、利润、企业等，也是中性的。按照这个逻辑，资本范畴也是中性的”。这就是我的“资本中性论”（见《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1992年版，第3页）。

因为此前，谷书堂老师曾带我在《经济研究》发表过一篇《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提出商品经济“中性范畴论”，即它可以跟资本主义挂钩，也可以跟社会主义挂钩，简称“商品经济中性论”。我这本《资产重组》就是从这个基点进一步推演——既然商品经济是一种中性的范畴，那么植根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其他范畴，包括资本，也是中性的。根据这种逻辑，我写道“资本范畴的中性表现在，就它本身的属性而言，它只是通过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实现价值增值的一种手段”（见《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1992年版，第4页）。

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但是今天，社会对资本的认识依然是比较模糊的，有的地方有误解，把资本范畴看作是一个负面的范畴。

不错，在《资本论》里，马克思确实说过，“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马克思这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不是指的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这是应该区别开的，怎么能把马克思当年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拿到今天中国的社会中来呢？资本是中性的，打个比喻，它相当于一个工具，像个“车厢”一样，看它挂在哪个“火车头”上。

按照“资本中性论”的观点，一方面资本可以带来收益。现实可以看到：在中国，凡是资本活跃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经济活力就较强。看看我们现在国内的实际就知道，最活跃的地方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特别是珠三角的广东和长三角的浙江，那里资本的活跃度很高，因此经济活力也很强。

中国有个“不容忽视的南北问题”，这个南北问题的差异在哪里？我认为与“是否承认资本的中性认知”有关。

当然，有没有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当然有，这一点我也不否认。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寻求：一方面我们要发挥“资本”其活力性的一面，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把资本引导到有序竞争这个轨道上来，这就是车厢与车头的关系。但是，不能够一说资本趋利性，就把它看成是一个丑恶的范畴。

我们要用事实说话。要知道中国财政税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民营资本。

2021年全国的税收是18万亿多元（不到19万亿元）。这些税收是从哪里来的？分析结果表明，民营资本创造并上缴国家的税收占59.6%，国有资本创造上缴国家的税收占24.7%，外商资本占15.7%。不说三资这块，就说国有与民营比较，国有是24.7%，民营是59.6%，两者有较大差距。

现在，一方面民营资本给国家上缴这么多税，另一方面又批评它说是丑陋的，这个逻辑不太顺，也有不公道之处。

总之，我们要用一种理性的态度，用事实来说话，根据基本理论和实际情况得出结论。

东北对外开放战略的新思考

问：您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四沿开放论”，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书中，又提出“中国向北开放战略”。近日，国家海关总署发表一则公告，称“将海参崴作为内贸货物中转口岸”。这一举措有人说将使得吉林省打通了出海口，对于东北振兴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有什么影响？

常修泽：我记得前年（2021年）曾与“一乘”讨论过东北战略问题。我那时候刚刚出版《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一书。书中写了我对东北对外开放战略的思考。

中国开放有几个前沿？这有一个阶段性的升级变化。

中国刚一改革开放，党中央就决定把广东、福建作为第一波开放的前沿，特别是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即深圳特区、厦门特区、汕头特区和珠海特区，广东三个，福建一个。

1984年初，我跟着谷书堂教授对深圳特区做了调查研究，其中我重点考察的是深圳特区的“蛇口工业区”，那是招商局搞的，是把蛇口半岛按照香港的市场经济模式进行改革。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从蛇口工业区开发得到的启示》。什么启示？就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上按照香港的市场经济模式来运作，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是蛇口开发对我的一个深刻启示。

这篇文章是我于1984年春天考察以后完成的。历史的机遇是：恰好1984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讨论会（也就是著名的“莫干山会议”），我带着这篇关于蛇口启示的文章参加会议，后被这个会议的发表成果选中（在124篇与会论文中选了18篇），刊登在《经济日报》上。

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是以沿海开放作为前沿的，这是第一个阶段。

1987年，我参加了贵阳中青年对话会议，并到中国的西部，包括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做了调查。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个变化，感到：如果仅仅搞沿海开放的话，可能会造成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板块碰撞”。为了避免出现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地区的碰撞，我带着研究生戈晓宇写了一篇研究报告——《论“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所谓四沿，第一是“沿海”；第二是“沿江”（沿着长江，从上海吴淞口一直到四川、贵州等十几个省市）；第三是“沿边境”，指的是陆地边境，从鸭绿江口一直到中国与越南交界的东兴；第四是“沿线”，沿重要的铁路干线，特别是陇海兰新线（那篇报告里还出现了“丝绸之路”那条线）。

简单来说，就是四沿开放论，沿海、沿江、沿边境、沿铁路干线。这四沿开放完成于1988年初，当年5月4日，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刊登了这个报告，题目叫做《常修泽等提出“四沿开放”战略》，内参报给中央政治局领导参考，后来这个方略被采纳，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四沿开放”。

东北开放怎么办？按照我的“四沿开放”思路，我认为第一个是沿海，辽宁既沿海又沿边，辽宁应该搞好沿海开放。吉林和黑龙江不沿海，但吉林是“近海省”。我曾到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6次考察，重点是珲春，到了珲春前沿防川村。那是个“一眼望三国”的地方，沿着图们江往东，三国交界，呈这么一个“锥子形状”。北边是俄罗斯，南边是朝鲜，这边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经过实地考察，我和戈晓宇合写了第二篇文章，题目叫做《积极创建“远东跨国经济特区”》，并于1989年5月7日在香港《经济导报》上发表。

最近，这篇文章被“挖”了出来。因为俄乌冲突后，远东开发问题引发国际关注。

吉林的开放重点放在哪里？我建议放在图们江口。因为中国的边界线距日本海只有十几公里（涨潮的时候约15公里左右）。虽然我们没有出海口，但是当初中国与苏联有协定，允许中国的船可以从图们江出去，但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出海口”这段通航问题没有解决。实地考察之后，我在《积极创建“远东跨国经济特区”》一文提出，吉林可沿着图们江东航，打通出海口。这涉及多方的磋商问题。

提到关于东北的开放战略，拙著《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一书中写了“中国向北开放战略”。确实，对东北对外开放战略应该有新的思考。

最近，随着俄乌冲突以及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经过研究论证后，海关总署下达文件，可用俄罗斯的海参崴这个地方，作为中国内贸货物中转的口岸，注意是“中国内贸货物”。

2014年，我曾从珲春离境，乘坐大巴车，前往海参崴。当时坐在汽车里，内心五味杂陈，因为自古以来那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后来被俄占领。我到了海参崴一看，满街几乎是俄罗斯人，城市建筑也都是东正文化，包括东正教的教堂以及其他俄式建筑，中华文化的痕迹在海参崴已经不复存在。那里是个不冻港，有一个俄海军潜艇基地，我参观了这个基地，大体了解了港口情况。

回到现在，海关总署下达相关文件，显然是经过跟俄罗斯磋商定的。以海参崴作为一个中国内贸货物中转口岸，我觉得是一个有力的措施，它与远东格局的变化显然是有关的。有了这个文件以后，我们可以以海参崴作为一个中国内贸货物中转的口岸。

先走陆路：我们中国的货物可以从珲春口岸或者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口岸出发到达海参崴（俄罗斯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走海路，那就可以直接走向大海甚至太平洋。

眼下，东北走向大海甚至太平洋的通道是什么？主要是辽宁南边，有大连港、营口港、锦州港、葫芦岛港和丹东港等。从鸭绿江口到山海关老龙头，辽宁海岸线有1443公里。据此，当年李克强同志在辽宁搞了“五点一线”。这是一个以大连港为主的开放的口岸体系，是东北发展内贸外贸的窗口。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特别是东北对外开放的需要，仅仅以大连港为主体的辽宁几个港口是不够的，辽宁的货走大连是比较方便的，但吉林、黑龙江呢？这就意味着吉林应该有自己的出海口，黑龙江也应该有出海口。在这样一个大格局当中，用好海参崴这个口岸，吉林和黑龙江的商品可以从大连口岸分流出一部分来，从海参崴出海。有人计算过这样走后成本降低、时间缩短等经济效应，我就不重复了。这对于打通东北货物的出海通道，使货物更加畅通颇有意义，有助于形成东北一个更新的开放格局。

但我要说，把海参崴作为内贸的一个中转基地，虽然迈出了可喜一步，但还是不够的。前面我讲过，我们在图们江口有15公里的近海通道。鉴于有关协定上写有中国图们江航行出海权。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俄、中朝可以商谈，落实中国航船经图们江口出海的权利。

当然，从技术上来讲，需要疏通图们江的河道，要建设相应的码头等等。如果这个地方能够打通，那就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出海口，这需要国际间来协调。这对于东北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会带来更大的便利，我对这个事情给予高度期待。

（来源： 学习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