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三新” 分清“四率” 三线促进消费升级

（上接第四版）

——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看，2020年为2.56∶1。

——从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看，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0年为3.55∶1（上海与甘肃居民收入之比）。

——从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2020年为0.468。从国际角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这一指标连续多年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

笔者认为，解决“能消费”问题，除了关注“收入差距”之外，还应关注“财富差距”。迄今尚未见到官方权威部门发布的财富基尼系数数据，从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财富基尼系数高于收入基尼系数。例如，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21》（Global Wealth Report 2021）披露，2020年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704。

（3）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多元化社会中的“自然稳定器”，而且也是消费增长的“自然稳定器”。依据有关资料可知，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总人口不到30%（29.4%），但该群体消费总支出占比达到46.5%。未来几年，“能消费”的重中之重是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建议该规模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30年争取达到占40%左右，然后再逐步提高。

2.“敢消费”：社会保障

在现在老百姓收入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敢消费”?首要的是搞好社会保障,把基本公共服务搞好,以弥补收入环节之薄弱。举其大者,包括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住房等。这些都要覆盖到全体居民。只有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费者才能吃“定心丸”。在这方面，现阶段最靠谱的行动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3.“放心消费”：消费安全

消费安全，最关键的是食品药品安全，这都涉及人的发展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召回制度,确保消费安全。

（二）第二条线：优化消费结构，促进消费升级

主要应优化三个结构：

1.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结构

近年来，一个新的情况是，随着阶段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服务型消费异军突起，2013年到疫情前的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年均增长11.1%，高于同期人均消费支出增速3个百分点。

2.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结构

前面指出，“总消费率，包括政府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两大部分”。如果减去“政府消费率”（约15%左右），则“居民消费率”大约在40%左右。但是，如果完全“减去政府消费”，也未必妥当。因为“政府消费”中除了确实用于政府行政性的开支以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居民的公共性消费开支。因此研究完整意义上的“消费率”，应该同时考虑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

这里的关键点是什么？笔者认为，“该增的增，该减的减”。一方面，“该增的增”，主要是与居民直接相关的公共性消费开支，包括：（1）政府财政开支中，用于医疗、基础教育等领域的开支（这部分开支有助于维持消费者中那部分劳动力的再生产及生活改善）；（2）政府财政开支中，用于失业、养老、抚恤等开支。另一方面，“该减的减”。例如现行的“政府消费”中，由于有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8000多万人）存在，其中机关公务人员（720万人—730万人）以及大量行政性的各类组织人员数量过多，确实会带来一部分“低效成本”甚至“无效成本”，有很大压缩空间，应减缩此类因素带来的不合理消费。

3.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结构

这在中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这涉及当前全国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的实质问题。从2021年数据看，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07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916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大约是2∶1。应继续调整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结构，尤其要弥补、强化农村公共消费（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与医疗、农村养老保障等公共消费）这一薄弱环节。

（三）第三条线：创新消费方式，促进消费升级

除了上述机制和结构两条线之外,还要注意研究消费方式问题。随着信息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方式的多样化趋势明显增强。例如，近年直播电商购物方式风起云涌，网上支付大行其道，其他如网上医疗、网上教育、滴滴出行、体验式消费、沉浸式购物、柔性化定制等多样化、个性化消费模式层出不穷。这里有大量的消费潜力值得挖掘。相信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展开，人民会创造更新颖的消费方式，从而促进消费升级。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本文摘自《学术界》2022年第四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