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深化改革开放消除“流动中梗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认为，“十四五”期间，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动荡的风险较大，我国国内经济处在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做好宏观经济管理，保持各方面合理健康的比例关系，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任务。

一方面，我国要高举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大旗，修复被破坏的国际贸易体系，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既扩大出口，也增加进口，进一步缩小贸易顺差；同时要利用我国经济“一枝独秀”和经营环境不断改善的有利形势，进一步吸引外资，结成更为广泛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要用好金融货币政策和外汇储备，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和汇率的基本稳定，防止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在进一步推进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的同时防范国际金融动荡风险。

对于大国经济来说，扩大国内需求至关重要。我国将在“十三五”期间消除贫困、扩大就业，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14亿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万美元的水平，为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打下了坚实基础。“十四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消除各种“梗阻”，让资金流、物资流、信息流顺畅循环；消费拉动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形成良性互动，把满足需求的各方面供给能力充分调动起来。同时，要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就业与收入水平，他们的需求是国内市场稳定扩大的基础。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推进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扩大当前消费。

同时，要完善互联网金融管理体系，从而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在扩大消费信贷方面的作用。继续鼓励电商平台的有序发展，降低各个环节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既扩大消费，又抑制通胀。要继续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基建”在保持内需平稳增长上的支撑作用；用好较大规模的国民储蓄，为未来的长期发展打好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高水平开放提供更强发展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等格局面临深刻调整，我国将面对更多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既有多年发展积蓄的宝贵优势，也有各项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的艰巨任务。这些因素既为我国今后五年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如何深刻认识并把握新变化，顺应大势实现转危为机、危中寻机，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应对的重要课题。

改革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实现更大更优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新目标的动力源泉。今天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必须以更大的勇气、更多的创新去大胆探索，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十四五”时期，改革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创新能力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的短板弱项等都需要拿出更大的智慧和勇气去一一解决。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而是打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风，很多人对全球化有疑虑，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但是应该看到，世界经济已经深度依存与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大势所趋。

“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开放格局，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顺利通过当前所处的崎岖阶段。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积极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到了风险社会时代，风险带来不确定性，此时除了以探索和创新来对冲公共风险，没有其他的路可走。降低发展成本的关键在于公共风险管理，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应纳入“十四五”规划当中。

一是“风险导向”应优先于“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非常正确的，但不全面。一般来说，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已然的”、确定性的，解决了“已然”的问题，不等于可以防范风险。而风险是不确定性的，属于“未然”的问题，有产生潜在损害的可能性。

防范风险，是要预防问题的产生。要减少问题，必须把防范风险前置，预防优先。这与减少疾病是一个道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发展保持可持续的状态。

二是要对发展过程中的公共风险进行沙盘推演，形成具体的防风险预案。

防范风险的目标是避免危机，不是处置危机，两者性质是不同的。只有防范风险，才能减少应急。减少生病比病后治疗更重要，但这个常识往往被忽视。在当前来说，防风险预案比应急预案更重要。

三是防风险要更重视制度性安排和长效机制。

从理论上看，公共风险与制度缺陷是相伴而生的。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改革是推动制度完善的根本办法，改革滞后，公共风险就会增多。

就此而言，唯有加快改革步伐，构建长效机制，才能减少和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从而降低发展的成本和阻力。也可以说，当前面临改革和风险赛跑的局面，改革只有跑赢风险，才能赢得我国发展先机。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泾源：

因势利导推动经济再上新台阶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泾源认为，产业进化特点、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竞争环境，要求我国在“十四五”时期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过程，以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打造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新格局。

一是顺应产业进化和经济成长新阶段的要求和趋势，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平台。我国产业进化的阶段与特点表明，“十四五”时期加快产业互联网发展不仅极为必要，而且大有可为。在生产力发展进步的重大历史转折阶段，要利用老基建优势和新基建战略，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共享平台，创新产业门类和发展模式，推动信息网络技术向各个产业加快渗透和深度融合。

二是以信息网络技术和生产物联体系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协同整合发展。同消费互联网的初步发展迅速改变传统商贸服务业一样，“十四五”时期，要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加快改造各个产业门类，形成既千差万别、事无巨细，又通用共享、无缝链接的产业互联网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改善农业发展的技术基础和物流条件，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先进技术改造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提升农产品及相关产业的生产物流能力、产品品质质量、品牌名牌价值。

三是以金融系统性开放提升国内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现代化水平和资本全球化配置能力。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关键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汽车制造业以及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行业，先后取消外资股比限制，QFII和RQFII也取消了投资额度限制，中国逐步成为全球最为开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中国生产力学会战略专家刘迎秋：

激活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中国生产力学会战略专家刘迎秋认为，“十四五”期间，保护和激活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研究和强调：

一是在认识上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长期的、必然的、不可跨越的，要据此进行预期管理、稳定市场预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个长期的经历生产力持续发展和生产关系持续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不明确这一点，人们的“恒产”之心和“恒产”之神就定不下来，市场行为就会短期化，甚至慢作为、不作为或干脆选择资本和人才外流。

二是在动力源泉上要明确。“十四五”期间全部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者、成功配置者、高效实施者，即来自于企业家，包括占90%以上的民营企业家。

我们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强调鼓励、支持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并不是说不需要管理和调节。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既需要法治管控，也需要政策调节，以引导其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三是要以效率为准绳进一步理顺资源分配的体制机制。保护民营经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首要的一条就是在“两个毫不动摇”前提下国有、民营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占有经济资源、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当前，要调整资源配置关系，让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获得更多资源。要突出强调实现依据资源合作效率均衡分配资源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掘发挥永不枯竭的经济发展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