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8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座谈会上，包括林毅夫在内的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多位专家学者纷纷表示，“十四五”时期的中国有充足的发展潜力和光明前景，要以新发展理念来引领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十四五”规划是重要的承上启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十四五”时期的中国有充足的发展潜力和光明前景，要以新发展理念来引领高质量发展。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

从国内来讲，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十四五”规划这五年里，我们的收入水平应该会进一步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会有新的体现。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的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只有进一步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才能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打好基础。

从国际环境来看，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也加速催化了这个不确定性。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我们已经是第一大经济体。在2000年之前，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现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分量则越来越重。

同时，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5G、万物互联、新能源为特征的新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像中国这样既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又具有人力资源优势的国家，具有“弯道超车”的优势。

“十四五”规划是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规划，“十三五”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四五”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目标是到2050年的时候，要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

推进更高水平开放是关键之举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认为，“十四五”规划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我们国家“由大变强”，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关键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十四五”规划编制必须体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和承上启下的特点，既要做到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又要确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良好开局。

同时，“十四五”时期的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冲击，更深刻改变全球形势，引发世界范围的大变革、大调整，包括世界贸易、投资、产业链在内的经济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的内部环境也较为复杂，既面临着国内经济社会深刻转型的挑战，又在超大规模市场、要素供给、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有着一些有利条件和因素。面对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是“十四五”时期的必然选择和关键举措。

为此，“十四五”时期，我们需要保持好战略定力，按我们自己的节奏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要在正确研判新形势的基础上，秉持合作共赢的信念立场，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潜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推进自主开放进程，积极拓展多边合作新空间，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既推进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又更好地向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溢出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加快开创我国开放的新局面，加快开创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加快开创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局面。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十四五”增长目标宜定为5%左右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我们充分考虑中美关系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趋势性影响，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未来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表象性的冲击，而且是一个深层次结构性趋势性的冲击。基于两个方面的修正，2020年—2035年的平均增速就能达到4.92%，这个增速略高于4.8%，能够支撑第二个百年第一个阶段的实现，能够保证我们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因此，这样的一些修正是不是坚实？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基础，以及我们潜在的改革、我们潜在的挑战，需要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建议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中，应当充分考虑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充分考虑“十四五”不仅是后疫情时代的恢复期和中美大国博弈的窗口期，更是中国基础性改革的深化期、创新突破的战略期、双循环新格局的形成期。在规划经济增长速度时，必须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对于TFP的冲击。第二，不能仅仅局限于未来五年的规划来规划“十四五”，必须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框架进行规划，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中长期的思考。第三，如何在战略上回应中美关系和疫情冲击是“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因为它不仅威胁到政治社会安全，同时也对TFP带来系统性的冲击。第四，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结构性的调整和双循环新发展战略的落实，是提升TFP的关键，也是“十四五”规划的战略核心，更是我们下一阶段高质量发展TFP驱动模式产生的一个基础。第五，“十四五”增长目标可以确定为5%左右的水平，这将为全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坚实的基础，全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可以成为“十四五”的战略目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

数字经济监管面临新挑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认为，“十四五”时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物联网、先进机器人等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数字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全面发力，治理数字经济与治理传统经济有很大不同，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经济调控方面，应利用数字技术探知经济实时状况，并通过不同来源数据的交叉复现把握事态真相。例如，疫情之下农民工返回就业地的实时情况，主要来自通信数据平台和就业者密集的网络平台；各地复工复产情况特别是基本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主要来自数字化工程机械平台的“挖掘机”指数，即这些设备的开机工作情况。这些数字指标不仅实时精准，而且能相互印证，可信度高。在市场监管方面，新的技术手段可以根据市场主体的多方面信息，筛选出需要重点跟踪的企业和产品，并与更多已知信息进行交叉比对，识别异常现象，及时发现那些违规违法可能性较大的市场主体，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依规依法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

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进行有效监管。一是对代码、算法等数字技术的基本规则进行监管。二是在促进数据产业发展、数据权益分配和个人隐私保护等各方利益之间把握好动态平衡。当前的突出问题，是要对个人隐私进行有效保护，明确数据平台企业的责任、数据权利的建构、数据治理规则的确立等。同时，对数字领域的新生业态，要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简单封杀。三是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我国是数字技术应用大国，数字产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和应用，既是我们的发展需求，也是我们的发展责任，要平衡好我们自己的发展、安全和与世界共赢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加大贫困人口转移支付力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十四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要加大向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水平。

蔡昉说，中国储蓄率自2008年达到52.3%的高点后处于下降趋势，未来国民储蓄率进一步下降主要来自于私人储蓄率的下降，尤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行。

他解释称，由于工资性收入在过去十年已经历快速增长，且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预期“十四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并引起储蓄率的下降。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延续或出现反复，将在“十四五”初期对疫情的冲击产生消费平滑效应，降低储蓄率。

蔡昉强调，国民储蓄率的下行是经济结构向更加均衡的状态变化的过程，包含了积极的因素。当人口红利消失、要素积累推动的增长模式难以维系的情况下，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将不再紧密。相反，高储蓄率可能通过挤压消费，给经济增长动力带来不利影响。为此，我国要努力形成与储蓄率变化趋势相吻合的经济增长方式。

另外，蔡昉说，储蓄率实际上是资本形成率，是为投资需求而存在的。储蓄率会随着投资需求的减少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而下降。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告一段落，资本投资收益率会回归均值，储蓄率也将回归到均值。

中国的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支持政策的不足。蔡昉建议，通过加大向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水平，加大对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有助于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储蓄-消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