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上接Z01版）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日本作为虔诚的学生、中国作为无私的老师的时代。难怪在万历援朝战争之后，朝鲜国王宣祖无限感慨地说：“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

仲麻吕去世后，被唐代宗追赠为从二品的潞州大都督，被日本天皇追赠为正二品，现西安兴庆宫公园和日本奈良都有他的纪念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应该是阿倍仲麻吕的后人，他也应该知晓仲麻吕终老中国的故事。

二、终老长安的遣唐使

《水户大日本史》记载：“元度至唐，以乱故不得朝见。”意思是，对于高元度求见的要求，唐肃宗一直没有答应。直到761年阳春三月，史思明被儿子所杀，唐朝大势已定，皇帝才重新想起高元度。

皇帝想起他，并不代表想见他。史载，唐肃宗派内使向高元度宣读诏书说：“特进秘书监藤原清河，今依使奏，欲遣归国，唯恐残贼未平，道路多难。元度宜取南路，先归复命。”

接到诏书，高元度傻了，因为上面说得明白，叛军尚未完全清除，回国之路充满危险，担任特进秘书监的藤原清河暂时不能回国。你可以走南路先行回国，向日本天皇复命。高元度再一打听，年迈的仲麻吕，因为同样的原因也不能回国。

对此，高元度十分地不理解，心情低落得恨不得撞墙，他实在想不出空手回国怎么向天皇交代。就在他蹲在地上生闷气时，皇帝派人送来“兵仗样甲冑一具、伐刀一口、枪一竿、矢二只”，说是回赠日本天皇的礼物。但《续日本纪》“征赠唐国牛角”一节又记载，唐肃宗要求日本提供牛角，用来造弓。据分析，唐朝平叛需要大量兵器，不放身为日本皇室外戚的藤原清河回国，也有可能是将其扣为人质，以换取日本的兵器援助。

761年初，高元度带着满腹的遗憾回国。需要说明的是，高元度一行入唐时是11人，回到日本的却是10人，未能回国的是羽栗翔。他是公元717年第9次遣唐使随员羽栗吉麻吕与唐女子所生，公元734年随父亲回国，这次他留在藤原清河身边未归，也应该与母亲在长安有关。

唐肃宗也算客气，专门派宦官谢时和护送高元度一行到达苏州，然后由苏州刺史李岵负责造大船一艘，再抽调越州浦阳府折冲沈惟岳等9人为押领官，别将陆张什等30人为水手，护送高元度从苏州横渡东海。

8月12日，船队抵达九州岛，高元度与护送自己的唐朝官员作别，匆匆赶往首都平城京（今奈良西郊）。而唐朝官兵也应该按原路返航了。天知道为什么，他们居然赖着不走，九州岛大宰府也只能好鱼、好酒地伺候。直到762年1月，日本天皇派人给他们送来了赐禄，这些人才准备打道回府。

按说，赐禄发放是有标准的，但不知大使沈惟岳哪一根神经出了问题，居然在向下属发放赐禄时动了手脚。《续日本纪》记载，“赐大使以下禄有差”。

很快，下属们察觉了沈惟岳的贪污行径，按说应该在回国后向朝廷举报这个贪官。但接下来，这38人居然联名向九州岛大宰府告状，提出由副使纪乔容取代沈惟岳的大使之职，重新分配赐禄。接到诉状，大宰府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他倒不是为贪污之事惊奇，而是为外国人告外国人却让自己当裁判而惊奇。要知道，换大使是皇帝的特权，哪轮得到他这个外国小吏？于是，他赶紧请示日本朝廷。日本朝廷倒很理性，很快答复：“大使、副使是敕使，不可改弦更张。至于赐禄，仍按原定标准发放。”这件发生在唐朝外交官身上的丑事，虽然淹没在了回程的浪涛中，却永远留在了日本的册页里。

高元度回国后，向淳仁天皇奏明了唐肃宗不放藤原清河回国的用意。于是，天皇将藤原清河的官位遥授至从三位，任遣唐大使兼常陆守及民部卿。同时，下令造遣唐使船4艘，收集牛角7800只。只不过，日本的援唐计划因触礁、大风等原因而搁浅。

此后，回国无望的藤原清河与一名唐女子结婚，生育了一个女儿，取名喜娘。

775年前后，藤原清河托新罗使者给日本天皇捎信，表达了返国的强烈意愿。于是，日本光仁天皇派出第11次遣唐使，并让遣唐使带信给藤原清河说：“汝奉使绝域，久经年序，忠诚远著，消息有闻，故今因聘使迎之……宜能努力，与使共归。”

777年6月，日本第11次遣唐使佐伯今毛人率使团走南岛路入唐，第二年正月抵达长安，受到唐代宗李豫的接见。但年迈的藤原清河已无力承受海上的颠簸，只好派女儿喜娘随遣唐使回国探亲。

中日混血儿喜娘抵达平城京后，在日本朝野引起了极大轰动，尽管没有见到藤原清河本人，藤原家族还是悲欣交集，天天围着喜娘嘘寒问暖，又蹦又跳。同年，藤原清河在长安病逝。万里之外的光仁天皇听到讣报，追授他为从二位；承和年间，仁明天皇再追授他为从一位。

妖娆春日野，

祭祀祈神援。

社苑梅花绽，

常开待我还。

这是藤原清河生前的一首思乡诗。对于身后日本皇室赠予的殊荣，藤原清河既无福享受，也听不到了，他在九泉之下能见到的，大概只有常常出现在梦里的故乡社苑盛开的梅花吧。

7年前，阿倍仲麻吕走了；如今，藤原清河也走了。但他们的肉身没有走，永远留在了伟大的世界中心——长安。屈指算来，长安的历史并不长，至此仅有500年。那么，是谁首先看中了这块福地，又是谁下决心定都于此的呢？

三、被皇帝赐姓的人

公元前202年，富有戏剧性的楚汉战争终于画上句号。刘邦，这个出身草莽的小个子男人，坐上了万人向往的龙座，但他却什么都没准备好。连都城建在哪里，都没有想好。

定都，绝非一个简单的选址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人心的向背、朝廷的安全、资源的分配。当刘邦还是汉王，被困汉中时，来自东方的部下就开始成批逃回故乡，因而才有萧何追韩信之举。现在胜利了，纵令坐轿子的不想东归，抬轿子的能不归心似箭吗？而且国都的选择，还关系着是接续秦始皇的大一统，还是恢复西周的封建制？简言之，是承秦还是承周？方向选不好，不仅刘家这艘巨轮随时可能触礁，他本人能否善终都很成问题。

于是就有了定都之议。

这时，一个山东人向历史走来。他叫娄敬，齐国卢（今济南长清）人，为了逃避秦朝暴政，一度隐居山林。公元前202年6月，这位隐士被征调去陇西郡（今甘肃临洮）服兵役，成了一名小小的戍卒。

路经洛阳时，他得知刘邦正在城内，便找到同乡虞将军，请求觐见刘邦。

此时的刘邦尽管已经摆出皇帝的架子，却一直担着爱才的美名，听说对方是一位隐士，只得很不情愿地安排了一次象征性会面。

按说，戍卒见到皇帝，应该哆嗦不成个才对，但衣衫破旧的娄敬却不亢不卑，举手投足一派名士风范，这让曾经摘下儒生的帽子往里面尿尿的刘邦一反常态，口气谦和地问：“先生急着见朕，有何见教？”

娄敬也不客气，开门见山地问：“听说陛下想定都洛阳，是要以周为榜样治理天下，并希望和它一样兴盛吗？”

大凡名士都喜欢先给别人下一个套，把对方绕进去，再抛出自己的高见，但刘邦不谙此道，便随口答道：“先生所言极是。”

“我以为不妥。”娄敬说，“陛下取得天下与周不同。周是以德起家，并以德政治天下；陛下起家靠的不是德，是武力。周鼎盛时期，天下和睦，不驻一兵防守，不用一卒出战，四方部族都能归顺臣服。那时把都城建在四通八达的洛阳，方便各方诸侯朝见纳贡，当然是最佳选择。如今情况不同了，陛下从丰邑沛县起事以来，大小战百余次，天下尸横遍野，民众怨声载道，秦末乱局未了，此时定都无险可守的洛阳，一旦发生动乱，陛下如何应付？”

见刘邦面露难色，娄敬接着说：“关中就不一样了，东有肴山和函谷关，进退自如；西为陇西腹地，沃野千里；南临汉中巴蜀，物产丰饶；北有草原牧场，牛壮马肥。在地形上，关中四面均有雄关可守，即使周边发生战事，也可保证朝廷不受滋扰。诸侯各国和平安定时，各地物资可通过黄河、渭河水道漕运到京师。诸侯各国一旦发生动乱，京师的粮草军备又可以顺河而下。陛下定都关中，应是最佳选择。”

刘邦心底的天平开始倾斜，但从表情上看，尚有一丝犹豫，于是把脸转向身旁的谋士张良。也许张良早有此意，也许被这个隐士说动，因此适时烧了一把火，认同了娄敬的说法。刘邦被“煮熟”，随之下诏：定都关中。

从此，长安伴随着大汉帝国冉冉升起在广袤富庶的关中平原上，其耀眼的光芒，当与亚平宁半岛上的罗马日月同辉。

因为一个建议，本该西去的小人物娄敬留在了长安，被拜为郎中、奉春君，进入了刘邦的“智囊团”，还成为第一个被赐予皇姓的人，娄敬从此改名刘敬。

小人物的故事并未结束。公元前201年秋，匈奴单于冒顿趁汉朝刚刚建立，逼迫驻守马邑(今山西朔县)的韩王信投降，然后跨越长城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兵败的消息飞到不远处的长安，处于童年期的汉帝国受到强烈震撼。第二年初冬，刘邦亲率32万步兵迎击匈奴。在太原附近两战两胜后，汉军产生了强烈的轻敌情绪。但刘邦还算清醒，听说匈奴驻兵代谷，于是派人侦察匈奴的虚实。派去的十几批使臣，回来都说匈奴可以攻击。刘邦仍不放心，于是派刘敬作为最后一批使者出使匈奴。但刘敬回来后，与前面十几批使臣的判断截然相反：“两国交兵，该炫耀自身长处才是。但我在代谷只看到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对方肯定埋伏好奇兵等待我们上钩了，匈奴绝对不能攻打！”

此时，汉朝20万大军已经越过句注山，大有踏平前方一切敌人之势。听了刘敬的话，刘邦怒骂道：“齐国孬种!你凭着两片嘴唇捞到了官职，现在又来胡言乱语，干扰我方大军的进攻！”于是，命令手下将刘敬拘押在广武县，准备凯旋后再对其严惩。

之后，刘邦不顾天寒地冻、后援不继，随同先头骑兵部队乘胜追击到了平城以东的白登山。

美国西点军校有一条军规：如果你的攻击很顺利，一定是中了敌人的圈套。果然，踌躇满志的刘邦连同先头部队不知不觉步入陷阱，被40万匈奴骑兵重重围住，被围部队与后续步兵的联系也被切断。无论是左冲，还是右突，刘邦竟然七天七夜无法脱身。情急之下，刘邦采纳了谋士陈平的计策，暗中派人用珠宝贿赂冒顿的阏氏。也许是枕边风发挥了作用，也许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没有及时赶来会合使冒顿有些心虚，第二天一早，冒顿下令解开重围的一角，刘邦得以乘大雾弥漫仓皇而逃。

死里逃生的刘邦在后怕的同时变得现实起来，他不仅亲自将刘敬请出牢狱，赐食邑二千户，封为关内侯——建信侯，而且耐心听取了这位大臣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和亲。作为一种绥靖政策，刘敬的解释是：“作为弑父凶手，冒顿只认识武力。降服他的唯一办法是把汉公主嫁给他，嫁妆一定要丰厚，他既然用不着抢劫就能得到大笔财富，自然也就不必发动战争，况且作为汉的女婿是不能与岳父作对的。将来公主的儿子继任单于，就是汉的外甥、外孙，就更不可能与舅舅和外公作对了。”

似乎茅塞顿开这个词，就是专门为这一刻的刘邦量心打造的。接下来，他命令独生女儿鲁元公主离婚改嫁匈奴。尽管女儿因为母亲吕后的阻挠未能成行，但刘邦还是将一位皇室之女收为公主嫁给了冒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和亲”政策的由来，也是世界上“以女人换和平”的最原始版本。

紧接着，刘敬又建议把六国贵族的后裔十万多人迁移到关中，使得长安占据了人力、物力优势，为后来汉武帝刘彻成就辉煌大业夯实了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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