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上接Z03版）

五日登州府，千年苏东坡。尽管他的才华尚未得到施展，但登州父老已经认识并记住了这个天天笑呵呵，没有官架子，名气大如天的人，后来集资在蓬莱阁上建了苏公祠。尽管他是任期最短的长官，但登州没有忘记他，把他刻入了《登州志》。尽管他永远作别了登州，但并未忘记这个给他带来视觉冲击和人生欢欣的地方，8年后写下了关于登州美石的名作《北海十二石记》。

他离开那天，寒风扑打着海岸，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他没有惊动登州百姓，而是简易的马车，简单的行李，不舍的表情。只有苍老的登州城和几个同事目送着他，直到这个接近50岁的小老头，徐徐走进如血的夕阳。

八、寂寞的军港

苏轼所服务的宋朝，是一个崇儒尚文、排斥阳刚的时代，一个男人填词、女人缠足的时代。朝廷被党争搞得乌烟瘴气，军队被文人管得萎靡不振，只有艺术一花独放。那时的丝路仍在开放，食盐、茶叶、香料、钾碱、酵母、酒醋、生丝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精美的定窑、钧窑、哥窑、汝窑及景德镇瓷器源源不断运往海外，其中销往日本、朝鲜的瓷器、丝绸大多通过登州港。那时的日本仍在向中国学习，不过，学去的不是政治和军事，而是活字印刷术、瓷器制造术，还有所谓的文人生活“四艺”——品茶、焚香、插花、挂画。但宋仁宗当政以后，为了防备辽国、金国的海上进袭，登州刀鱼寨就基本失去了海上丝路贸易功能，变成了以防御为主的寂寞的军港。

此后的元朝与阴柔的宋朝截然不同。元朝的大一统江山和空前绝后的外向扩张，开阔了中国人的心胸，激发起他们探求世界的强烈欲望。忽必烈宣称：“我很喜欢知道各地的人情风俗。”就在这一时期，欧几里得的著作以及阿拉伯的数学、天文学、历法学传入中国。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罗盘针也经西亚传入欧洲。特别是元朝织造的纳石失（金锦），也沿着丝路传到了西方。马可·波罗曾在报达（今巴格达）见到过这种金锦。

金锦也传到了高丽，却很少传到日本，因为忽必烈和日本闹翻了。一开始，在中朝战场屡战屡胜的忽必烈，连续5次派使团要求日本进贡，均遭到了日本镰仓幕府的断然拒绝。于是，他在1274年派出数万蒙古、高丽联军，在九州东部的福冈登陆，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暴，使联军几百艘战船和13000名士兵葬身海底。时隔7年，也就是灭亡南宋之后，忽必烈又发动了对日本的远征，远征军达到10万人，引路的高丽水军也有15000人，而且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战术，一切都筹划得天衣无缝。然而，历史再次重演，一场台风于8月15日横扫了九州海岸，900艘战舰像蛋壳一样被撞得粉碎，战士的尸体飘满海面，风暴吞噬了远征军一半的军事力量，第二次远征不了了之。日本神道教僧人把这两次葬元军于鱼腹，救日本于转瞬的暴风称为“神风”。蒙古人也开始迷信地认为老天与自己为敌，从此淡化了对日本的征服欲望。两次失败打破了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也使得从登州前往东北亚的海上丝路从此中断。

明朝大幕一拉开，同样弥漫着火药与血腥的味道。四周战事不断，边关城门紧闭。在丝路西端，西方国家要与明朝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以“赏赐”的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6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入中国。而在东部，时值日本南北朝分裂，在战争中失败的南朝诸侯，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到朝鲜、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史称“倭寇”。倭寇像一股股黑色风暴，活跃在从辽东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沿海居民深受其扰。无奈之下，朱元璋加强了海防，修筑了海上16城。史载，1376年，大明对宋代刀鱼寨做了大规模改造，建立了周长2200米、用于驻扎和操练水师的蓬莱水城，还考虑到登州濒临大海，是高丽、日本往来的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于是决定将登州升格为府，管辖蓬莱县、黄县、福山县、栖霞县、招远县、莱阳县、宁海州、文登县8个州县；将登州守御千户所升格为登州卫，统领左、右、中、前、后、中左、中右7个千户所。升府立卫并得到扩建的登州城，周长九里，高三丈五尺，厚二丈，东门叫春生门，南门叫朝天门，西门叫迎恩门，北门叫镇海门，城楼高耸，威震海疆。

明朝唯一的一抹外交亮色，来自永乐大帝时期。1405年开始的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87年，比达·伽马到达印度早了93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了110多年。这一壮举，在客观上疏通了海上丝路，扩大了明朝影响，引发了中国渔民南洋迁徙潮。但从主观意图上说，永乐大帝此举，不过是帝王“虚荣政治”的典型症状，是一场耗资巨大的巡回表演。明英宗上台后，由于不堪重负，断然中止了这一劳力伤财的表演。

明英宗被蒙古俘虏之后，特别是嘉靖执政后期，朝廷吏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趁机与中国海商大贾狼狈为奸，视朝廷海禁令如儿戏，疯狂进行海上武装走私，公然在沿海杀人越货。

倭寇肆虐的年代，登州人戚继光走进历史的视线。1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承袭了父亲的职位，就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指挥使属官，正四品），走上了永不回头的铁血之旅。

1553年，他擢升为山东备倭都指挥佥事（都指挥使属官，正三品），驻扎在蓬莱备倭城（水城）内，总督登州、文登、即墨3营24卫。他整顿卫所、编练营哨、修造器械、组建民兵，主持建造了性能和装备均优于倭寇的大小战船，使登州成为大明沿海最为牢固的防区。两年后，他又奉调浙江，从义乌招募了4000名新兵，创建了军纪严明、战术多变的“戚家军”，直到将东南沿海的倭寇赶尽杀绝。正是由于在荡平倭寇和戍守北关中的卓越表现，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与白起、韩信、岳飞齐名的常胜将军，并与郑和、于谦、张居正、郑成功一起，被黎东方称为“千古不朽的豪杰”。

但这一切，只是为了防御。固守住疆界，笼络住人口，成为明朝实行海禁的真正目的。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最大的洋与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一样，不过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免费长城。

明朝实行海禁后，日本的海外贸易异军突起，因而早于中国进口了西方的天鹅绒，以至于《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将天鹅绒称为“倭缎”，闹了一个历史笑话。

九、英国佬来了

1588年1月17日，民族英雄戚继光病死在登州。56年后大明就落山了，脑袋后面拖着尾巴的满洲人就来了。不过，登州还是登州，海港还是海港。只是，由于马背上的大清不喜欢大海，实行了最严厉的海禁，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国策，登州人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外国船队了。直到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的强盗，从海上入侵中国，攻陷了大沽炮台，打到了天津城郊，逼迫大清于1858年6月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

名义上是条约，实际上是命令。上面写着：英法公使常驻北京，并在通商各口岸设领事馆，英国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法国增开琼州、潮州、台湾、淡水、登州、南京为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可以入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可以入内地游历、通商。依照条约，登州等10个口岸应立即对外开放。

但条约并未立即实施，一方面，在大清看来，允许外国人自由进出口岸，形同开门揖盗，是比赔款还要大的侮辱；另一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人称之为“亚罗号战争”尚未结束，英、法帝国并不满足，咸丰帝也不服气，双方还在角力。直到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并烧毁了圆明园，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逃往承德避难的咸丰帝这才派出“鬼子六”——奕与英法订立了《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条约规定，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给英国；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增加战争赔款。每一条，都扎在大清的动脉上。

让人看不明白的是，在不该有效率的地方，清廷的效率反而很高。1861年1月19日,大清宣布在天津设北方三口（天津、牛庄、登州）通商大臣，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任命候补京堂、满洲人崇厚为三口通商大臣。上谕特别交代崇厚：“登州向系私设口岸，隐匿多年，现即新立口岸，自应派员专理。”

同一天，受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指派，新任英国驻登州领事马礼逊前往登州，筹办领事馆和开埠事宜。行前，马礼逊亲自走访了曾在山东沿海驻扎过的法军将领，详细询问了山东半岛的地理及港湾情况。随后，马礼逊从天津出发，由陆路赶到德州，然后沿着古运河，详细考察了临清、东昌府、济宁、曲阜。3月7日，马礼逊在济南会晤了山东巡抚文煜，一再申明，所有内地码头地隘水浅，外国大船难以进出，通商口岸只能选择登州。对此，满洲人出身的文煜本想横加阻挠，但由于收到了崇厚关于协助在登州开埠的书信，只能隐藏起满腔的不甘，安排青州候补知府董步云陪同马礼逊前往登州。

马礼逊来到登州，兴致勃勃地登上蓬莱阁，但见阁东的水城浅可见底，目测水深也就是3米，只能停靠300吨以下的帆船，无法开进至少在千吨以上的铁船。港口外，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根本没有船舶避风场所。马礼逊耸耸肩，继而摇头叹息。

接下来，马礼逊顺着海岸东行，因为他听那位法军将领说过，蓬莱以东有一片适合做港口的水域，法国军舰曾在那里停靠。

不久，这伙人就见到了中国最大、世界最典型的陆连岛——芝罘岛。两座岛屿的怀抱里，是呈U型向东和东北方向敞开的芝罘湾。这里地处山东半岛东端，扼渤海湾入海口，靠近国际主航道，是兴办良港的绝佳区域。

“这里叫什么？”马礼逊通过译员兴冲冲地问。

“芝罘。”

“就是它了！芝罘。”马礼逊的嘴巴咧到了腮边。

接着，马礼逊向董步云提出，开埠地点以登州下辖的芝罘（烟台）取代登州府治所蓬莱。几乎未加思索，董步云就同意了对方的提议，因为在他看来，第一，芝罘是登州的辖区，开埠地点并未超出登州地面；第二，在此开埠，可以重开刚组建就因1860年法军进驻芝罘而被迫迁往福山县的厘局。

董步云与道台崇芳和登州知府戴肇辰协商草拟了一份《通商章程》，上报给了崇厚。崇厚，满洲镶黄旗人，一个不得不多说几句的人物，我在《大写西域》中曾提到他。这个时期，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八旗兵已经演变为好吃懒做、死要面子、抱残守缺的代名词，崇厚也不例外。刘锦棠收复新疆后，朝廷派崇厚前往俄国交涉收回伊犁事宜。临行前，这个满脑袋浆糊的人通过占卦得知此行不利，为了尽快回国，自作主张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按照条约，大清只收回伊犁孤城，城西和城南的土地全部丧失。朝野一片哗然，崇厚被弹劾入狱。如果不是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与俄国人重新谈判，据理力争，中国的新疆版图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尽管这是18年后的事，但此时的崇厚已经长成一副媚外嘴脸。他认定，面前的《通商章程》“与新议条约章程多有不符之处”，这些地方官员没有忠实履行大清与外国的约定，所以建议朝廷派直隶候补知府、蓬莱人王启曾到烟台筹划开埠事宜。派出王启曾，也许是崇厚一生所作的唯一的明智决定。

王启曾一行到达烟台后，对东西沿海作了周密考察，不仅发现烟台厘局“抽收厘金，办理诸行含混”，而且发现“除芝罘岛外，尚有石岛、庙岛和武定府所属大山、利津等口，统计大小海口不下数十处之多，中外商船皆可随时卸货”，港口一片混乱，急需建立海关，规范沿海秩序。

要建立海关，必须逐级请示，依大清官场的效率，文书批复回来，少则半年，多则数载；如果不请示，起码也要同僚共商吧，但董步云因厘局内部混乱被撤职，崇芳在莱州被捻军缠住，马礼逊在烟台山上忙着建领事馆，王启曾几乎无人商量。就这样，一道人生难题摆在了王启曾面前。尽管他是道光年间的进士，但仍保持着山东大汉的本色，一向敢作敢为，曾因此而受到曾国藩的保举。眼下，如果按部就班走程序，听任混乱局面持续，他就不叫王启曾了。他断然决定：1861年8月22日开关征税。近代史上有名的“东海关”，就这样在没有“准生证”的情况下诞生了。

在古代官场，大凡不倒翁都是循规蹈矩的人，即便出了问题也无法怪罪到一个人头上；而敢作敢为者往往跌跤，因为谁也无法保证凡事滴水不漏。由于准备不足，开关仓促，港口出现了一些纰漏，这就给了不怀好意者攻击他的口实。一时，口诛笔伐者有之，讽刺挖苦者有之，从旁起哄者有之，就连亲人们也担心他会被唾沫淹死。好在，朝廷里还有一个聪明过人的“鬼子六”——总理衙门领班大臣奕。史载，“鬼子六”不但没有责备他，还奏请皇帝将登莱青道道府从莱州迁到烟台，山东沿海5府16州县自行管理的23个海口厘局，也改制为东海关监督衙门监管下的23个常关。

烟台开埠后,英国人抢先在烟台山盖起了领事馆。之后,法国、美国、挪威、瑞典、德国、日本先后在烟台山设立了领事馆。许多国家的商行、银行、洋行、教堂、学校、医院及其侨民纷纷落居烟台，形成了庞大的外国近代建筑群。外国人的落居，给当地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辛酸。因为《北京条约》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所以，英法不仅把物产丰饶的胶东变成了原料基地和商品集散地，而且把人口稠密的山东半岛变成了劳动力市场。仅1904年到1906年，从烟台口岸运往英国的华工就达16444人。

就这样，曾经的小渔村——烟台，成为山东最早的通商口岸，胶东半岛的新中心，中国北方货物的集散地。

英国人马礼逊东去后，美国传教士填补了英国在登州的空缺。海雅西在登州北街观音堂创立了华北地区第一座浸信会教堂；狄考文创办了登州文会馆——后来的齐鲁大学；梅尔斯夫妇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校——启喑学馆；倪维思夫妇创办了女义塾——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倪维思还在“广兴果园”培育苹果新品种，使得烟台成为西洋苹果与中国苹果嫁接的发祥地，这才有了享誉世界的“烟台苹果”。

尽管如此，蓬莱仍然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随着烟台港的勃兴，蓬莱港的地位随之下降，如今蓬莱港只是烟台港下属的四个港口之一。更尴尬的是，过去烟台是登州的辖区，如今蓬莱归烟台管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