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上接Z02版）

山东之所以成为中国蚕桑最重要的产地，原因之一是气候。仰韶文化到殷墟时代，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潮湿，接近或相当于今亚热带气候水平。山东东部沿海属海洋性气候，温暖潮湿；中西部河湖遍布、丘陵较多，既适合桑树种植，也利于蚕茧越冬。原因之二是土壤。《尚书·禹贡》把中国九州的土地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今山东所在的兖州为上中，青州为上下。尤其是青州土壤肥沃，略含碱性，适宜桑树生长。台湾学者邹景衡认为，世界上桑树的分布大致限制在北半球，其中以白桑最为普遍，此桑为古青州原产。有桑才有蚕，才有对野蚕的驯化，进而产生了桑蚕业。他据此认定山东是中国蚕业的发源地。原因之三是技术。《管子》说，莱人善染练，尤其善于染紫。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纺织机，被称为鲁机。汉代青州培育出的便于采集桑叶的地桑，被称为鲁桑。“鲁缟齐纨”一度成为中国名贵丝绸的代名词。原因之四是政策。齐鲁古国一直把桑蚕业作为经济支柱予以培育。齐桓公时期对养蚕能手和防虫能手予以大张旗鼓地奖励，并且诏令百姓住宅四周只准种植桑树，从而出现了《考工记》中“齐鲁千里桑”的景象。

考古发掘也证实，山东自古就是丝绸的主要源头。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纺轮、骨针、骨梭，证明早在悠远的古代，山东就出现了丝织业。西方探险家斯坦因曾在敦煌发现“任城国（今山东济宁）亢父缣一匹”。1985年，济阳县刘台西周墓出土玉蚕22个，以雕刻手法再现了蚕的一生。临淄郎家庄一号春秋殉人墓出土的两块纬锦，也反映了齐国高超的丝织技术。

水满则溢。日渐过剩的山东丝绸产量，迫切需要一个出口。由是，伟大的丝绸之路应运而生。

六、从丝绸源头到丝路起点

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后，高度集权的中原王朝一直通过朝贡、互市、和亲等方式，牢牢控制着丝绢贸易的主导权。《唐律疏义》卷八中的“关市令”赫然写着：“锦、绫、罗、縠、绸、绵、绢、丝、布……不得度西北边诸关及至沿边诸州贸易。”也就是说，丝绸如同今天的枪支、炸药一样，不仅是贵重物品、紧缺物品，而且是违禁品，只能官方经营。

从汉代开始，官方就在大中城市划出一个或多个区域作为“市”。市的四周有围墙，与居民区分隔，市内由官府建造店铺，所有买卖必须在市内进行。市楼上插旗表示开市，降旗表示罢市。管理长安东、西市的官员叫“市令”，一般城镇管理市的叫“市长”。市的官员负责为商贾注册登记，为大宗交易契约加盖官印，定期评定物价、检验商品质量、验定度量衡。每一种丝绸商品都要区分等次，如细绵绸、次绵绸、粗绵绸；每一品又分为三等价格，称为上估、中估、下估。物价十日一定，不得擅自变动。倘若官府收购丝绸，就按中估定价，不准讨价还价。

异域商旅进入中国，一般要随使团前来，零星商旅很难入境。进入中国后，要凭申请到的“符传”或“过所”到指定的市进行交易。外国商旅购买的绵帛，须立文契，买卖双方要与保人签字画押，并经官方验证。中外贸易一般在边关政府所设的边市进行，朝贡贸易则在京城进行。

这样一来，朝廷驻地自然成了丝绸的主要集散地，而生产丝绸的地区只能扮演生产者角色，利益也就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由于丝绸价格远远高于粮食，就使得丝绸技术在全国的传播有了强劲动力。《唐六典》载，在全国十个道中，有六个道向朝廷贡赋丝绢，它们是，今山东大部所在的河南道的24个州府，河北道（今河北）的16个州府，剑南道（今四川）的11个州府，山南道（秦岭以南）的6个州府，关内道（秦岭以北）的4个州府，淮南道（江淮地区）的3个州府。由此可见，中国丝织业的版图，已经由秦汉时期山东一枝独秀，演变为隋唐时期的万木竞芳。必须指出的是，唐代今山东地区向朝廷缴纳丝绢的州府共有16个，数量仍居全国之首，分别是曹州（今定陶西）、濮州（今鄄城）、郓州（今东平）、济州（今东阿）、齐州（今济南）、淄州（今淄川）、青州、莱州、登州、兖州、徐州、德州（今陵城区）、博州（今聊城）、棣州（今阳信）、沂州（今临沂）、密州（今诸城）。另外，宋州（治河南商丘，辖今山东曹县、单县）、魏州（治河北大名，辖今山东冠县、莘县、阳谷）、贝州（治河北清河，辖今山东武城、夏津）也是缴纳丝绢的重点地区。742年，山东纳绢州府总户数101.7万户，占全国纳绢州府总户数的三分之一；上缴丝绢228万匹，占全国的34%，平均每户2.24匹，仍是全国最密集、最普遍、最集中的丝绸供应地。

至于秦汉两代山东丝绢的质量，有三个典型的例子。一是《史记》记载，秦朝宫中最常用的丝绢就是“阿绢”。二是司马迁说，齐鲁之人如果拥有千亩桑麻，这个人的财富就可以与千户侯相比。三是《汉书》说，朝廷设有两个纺织厂，名叫服官。一个设在襄邑（今河南睢县），历史记载不多；一个设在山东临淄，负责为皇帝生产冬春夏三季服装，所以又称三服官。汉武帝时期，三服官每年动用织工数千人，耗资数万万，也只能产出100件左右的御服，那将是多么精细、多么美观的纺织精品呀。

那么，丝织业已扩展到大半个中国，山东的丝织品质量是否有所下降呢？《唐六典》将各州贡赋的丝绢分为八等，三等以上叫上绢，四、五等叫次绢，六、七、八等叫下绢，八等之外属于等外绢。山东生产上绢的州府9个，生产次绢的州府7个；河南生产上绢的州府7个，生产次绢的州府3个，生产下绢的州府4个；河北生产上绢的州府4个，生产次绢的州府11个；安徽生产次绢的州府3个；湖北生产次绢的州府1个，生产下绢的州府2个；陕西生产下绢的州府1个；四川生产下绢的州府30个；福建生产下绢的州府3个。其余州府生产的皆为等外绢。山东不仅生产上绢的州府居全国首位，而且所产的丝绢全部列入了上绢与次绢，其中大部分是贡品。贡品主要有曹州、濮州、郓州、德州、棣州的绢，青州的仙纹绫，兖州的镜花绫，齐州的丝葛，博州的绸。由此可见，唐代丝织品的质量，山东居首，河南、河北次之，四川、江南又次之。台湾史学家严耕望在《唐代丝织工业之地理分布》一文中也说：“有唐一代，巴蜀所产丝织品要胜于江南所产，但巴蜀丝织品质量的总的趋势比山东所产为差。”

综上所述，从汉到唐，京城长安、洛阳是全国丝绸的集散地，山东是丝绸的主要源头。但上述结论只是统一王朝时代的典型表现，而在汉唐之间的分裂时代，情况就大相径庭了。

三国、西晋和北魏时期，中国北方尚且处在一个政权控制之下，丝绸传输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北魏灭亡后，西魏、北周相继占有关中，控制了丝绸之路；东魏、北齐则占据黄河下游，控制着丝绸源头。西魏、东魏时代，长安丝绢不能再通过贡赋征调，西北地区的丝绢价格陡然上升，商人们只能前往黄河下游尤其是山东采购。到了北周、北齐时代，北齐一直限制向北周输出绢帛。直到570年，北齐后主高纬为了取悦皇后，向北周索取真珠，对方提出以上乘的丝织品相交换。高纬派人带上3万匹锦彩前往北周换取真珠，才阴差阳错地打开了丝绢大门。随后，大量胡商涌向山东。《周书·吐谷浑传》记载，一个吐谷浑使团从北齐返回时，就有随行胡商240人，驼、骡600头，带回杂彩丝绢上万匹。青州出土的北齐墓石刻画像中，有一幅胡商与齐商贸易图，图上的胡商让仆从捧着一件地中海特产——红珊瑚，而齐商跷着二郎腿坐在绣墩之上，居高临下，泰然自若，一副老谋深算的奸商派头。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动乱时期，山东扮演了丝绸源头与丝路起点的双重角色。也就是说，丝绸之路的起点已经由长安、洛阳东移到了山东。

而且，据专家考证，中国丝绸先东传到朝鲜、日本，后西传到中亚、西亚直至欧洲。今日本奈良的正仓院藏有17000件古代染织品，法隆寺也有3000件古代染织品，其中大部分是产自中国东部的丝织品。

而运输这些丝绸的港口，多是登州。

七、知州苏东坡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

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

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

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

人间所得容力取，世外无物谁为雄。

……

这首《海市诗》，作者是苏轼。他在创作缘由中说，我听说登州海市已经很久了，当地父老说：“海市一般出现在春夏季节，如今已近年末，海市是不会出现的。”我到任五天就被迫离任，以见不到海市为遗恨，所以向海神广德祠祈祷，第二天居然见到了海市，于是欣然创作了这首诗，时间是1085年。

那么，苏轼到底是何种原因来到登州，又为何到任五天就匆匆离开？

苏轼，四川眉山人，字子瞻，世称苏东坡、苏仙，生于1037年，是宋代最有才华、最有风骨、仕途最为坎坷的人。

说他最有才华，证据之一，是20岁就高中进士；证据之二，他24岁参加制科考试，被录入最高等——第三等，成为宋代唯一进入该等次的人；证据之三，他做事情，要么不做，做就做到极致。他的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他的词领衔宋代三大文豪，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书法《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他的画在描绘墨竹、怪石、枯木上别有风致。就连做菜，都能做出名堂，风靡九州的“东坡肉”就出自他手。

说他最有风骨，集中体现在对变法的态度上。1069年拉开帷幕的“王安石变法”，是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运动，尽管变法在客观上充实了政府财政，提升了国防实力，但由于内容过于激进，加上执行中的不良运作，因此自始至终遭到部分人的强烈抵触，从而形成了变法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说不说新法的好话，成了划派的唯一标准。从根子上说，苏轼乃求新之人。变法初期，他也写了一些变革文章和奏疏，有的观点比王安石还要激进。可当他发现变法不切实际，对百姓不利时，便开始为新法的不足进言，结果受到执政者一再打压。多年后，终于熬到保守派上台，他咸鱼翻身了，按说应该感恩戴德地站在保守派一边。但他是一个坦荡如砥、表里如一的人，一个有着耿耿风骨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他认定，说真话是一个文人的良心。因此，在保守派不加选择地全面废除新法时，他再一次站了出来，公开反对废除免役法。由此，他又得罪了保守派，再次遭到贬斥，甚至受到一再戏弄。

说他仕途坎坷，是指他一生三起三落。第一起，通过科举考试，顺利踏上了仕途；第一落，因“妄议”变法被贬出京城，八年换了四个地方；第二起，是宋神宗驾崩后，高太后临朝听政，保守派首领司马光接管内阁，高调起用屡遭打压的苏轼。他先是由团练副使升任正六品朝奉郎，知登州。任命仅仅发出5天，他就被召回朝廷，高太后还公开赏赐了他。此后半年内又三次升迁，成为正三品的皇家近臣。第二落，是身居高位的他反对全盘废除新法，结果惹恼了保守派，被外放杭州知州（从三品）。第三起，是两年后，被保守派召回朝廷。第三落，是回到朝廷不久，他又因对变法的评价与保守派发生争执，得了个“顽冥不化”的恶评，然后被外放。被外放的第三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新党卷土重来。但在新党看来，在本质上他仍然属于保守派，只能把他管得更严，整得更狠，踢得更远，结果贬到南海边的惠州，进而贬往天涯海角的儋州，直至病逝。

前文谈到，调任登州，是苏轼第二起的第一站，职位是知登州军州事，也就是登州最高军事行政长官。

1085年10月15日，苏轼到任。20日，接到进京赴任的诏书。11月7日左右，正式离开登州。他在蓬莱的时间充其量只有二十几天。

此时的登州，尽管仍有商船与使船停靠，但已不复宋朝初年千帆交错、百舸竞渡的繁华。早在1042年，为防范契丹从海上进攻，宋朝就在登州修建了“刀鱼寨”，标志着这个千年古港由自然港变成了人工港，由热气腾腾的商贸港口变成了死气沉沉的海防要塞。

苏轼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不仅浏览了登州的奇观，留下了十多篇诗文佳作；而且以一颗赤子之心，马不停蹄地视察海防、巡查官仓、走访民户，回京后向朝廷上了两个奏折，一是《登州召还议水军状》，请求强化登州海防建设；二是《乞罢登莱榷盐状》。依照他的建议，朝廷废除了当地的食盐官营专卖制度，改为由沿海盐民（灶户）直接卖给地方百姓，官府只收盐税，既保护了盐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降低了交易价格，减轻了百姓负担。 （下转Z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