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战疫”发挥潜能证明实力

此次“战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挥了应有的担当，强力参与“全民战疫”，中医领域的精英及许多地方的中医力量的介入，在“全民战疫”这个广阔的战场上呈现出许多亮色，鼓励了人心，对最终赢得胜利做出了贡献。

据报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20年1月17日就以临床急用实用效用为导向，紧急启动“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有效方剂筛选研究”专项工作。

2020年2月3日，由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接管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南楼一病区8名新型冠状患者全部痊愈出院。

2月6日，国家卫健委接着再发通知《关于推荐在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使用“清肺排毒汤”》，称抗疫用药可结合中医。

据2020年2月11日央视网报道，2020年2月6日，武汉两家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医院有23名患者治愈后集中出院。期间，中央湖北指导专家组成员刘清泉分析了“中西医结合、以中医治疗为主”的治愈效果及其对治疗新型冠状肺炎的意义。

在西医尚未找到对症的好药、根治的疫苗背景下，中医对“防控”效果的巩固和“歼灭战”的展开，以致最终取得彻底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显示了中医这一千年传统医学隐藏的巨大能量和不可限量的未来。

中医重拾“话语权”

中国有识之士深刻地意识到国家民族的危机，始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攻陷我海防城镇，而全面的危机意识则始于甲午海战的失败。

其实传统文化的“变革自我”，早于1911年。晚清科举的废弃和新式教育的实施，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就已经开始了。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文化不如人从而导致国家衰落”的观念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高举“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以期“文化救国”成了那个时代的共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医这个延续了五千年的“治病救人之术”被民国政府质疑，面临“存废之争”。最直接的原因是，主持医药卫生事业的官员几乎清一色是西方医学专业的留学生。但民国的老一辈名医施今墨以自己高超的医术、“临床疗效比拼”的方式保住了自己“现代合法的行医权力”。

中医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无法回避“如何面对现代化”的世纪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如何面对现代化，不只是中医学科本身的事情，更涉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事关全体中国人的生命健康。

中西医“对话”的本质

中西医之争的本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遭遇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普遍的现实是“文人通医”。“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是传统知识精英为人处世、参与社会进程、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人生路径。仅凭这一点就可证明，中医是具有实践理性特征的儒家传统文化系统的一部分。

不止于此，中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它是“治病救人”的医学体系，护佑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繁衍生息，从根本上成就了民族的存续大事，因此深谙传统文化的学者楼宇烈把中医称之为“中华文明之魂魄”。

那么，为什么中医很难发声以自我证明，或者大声争辩呢？

从根本上讲，近现代文明是基于西方哲科思维模式的文化体系，西方医学的发展与前沿学科进化同步，已从细胞学和遗传基因角度研究和治疗疾病。

与此相反，中医这一源自《易经》哲学与道家哲学思想，有千年实践经验累积的医学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和精神品格。

中医所秉承的“阴阳理论”“五行相克”，即“气”“经络”“脉”“穴位”的概念，即便是古代的普通人都未必理解，我们又怎能去苛求现代人，更遑论与根植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话语体系进行对话沟通了。从比较文化角度说，就连诸如“阴阳”“五行”这些核心概念，如何准确地翻译成外文都是困难的。

中医与西医，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其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大。这个所谓的“大”，不是金钱和权利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隔阂问题，是源自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背景的医学话语体系之间所存在的“异质”差别而造成的。

这个对话的困难不仅是由于文化体系不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医本身包含“超前的科学观”，也就是著名学者钱学森认为的“中医是顶级的生命科学”。

因此，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对话、交流与融合，必定是中医在世界崛起的过程。

中医的生存与发展

首先，要高举“疗效是检验医学价值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旗帜。经过与SARS非典和“新冠肺炎”的两场“战疫”，中医在当代初步恢复了自己在大众面前牢不可破的医学身份，但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任务依然沉重。

中医药振兴首先还是“实效说话”。中医界自身要不忘初心，努力钻研，提高医术水平，巩固自身的力量。

政府应该出台更多切合实际的政策，鼓励有能力的民间中医力量的释放。眼下，就连民间老中医都知道，对疑难杂症的治疗，是中医最突出的表现。换句话说，很多大病、难病、慢性病，其实许多公立医院无能为力，而疑难杂症的特色医院或有造诣的中医却可大展身手。

第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宝藏挖掘。中医要生存和发展，最基础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不是现在“课堂上读书学习”的培养模式，而应借鉴传统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模式。要以“十年树木，百树人”的决心，从小开始熏习，为未来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另外，无论少年或专门学校里学习的青年，都必须在实践丰富的师傅的指导下，用心学习领悟、研读中医经典，长期进行临床实践。

第三，在与西医的对话过程中发展中医。东方的智慧与西方的逻辑思维各不相同，各自按照自己的惯性发展并“相遇”。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不同文明之间加强对话、沟通、融合，“各美其美”，实现文明互鉴，共同受益，是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的必由之路。中医的自我觉悟，以及积极主动与西医互动，必然有助于自身在现代化之路上更好地发展，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第四，加大中成药的研发力度。我们应发掘中医药潜能，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把“中医经验”汇集成成熟有效的方子，并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研发、制造成药，由此进入工业化生产以惠及广大百姓。这是中医药发展壮大的成熟路径之一。

第五，中医是中国泥土里长起来的医学，始终是人民的守护神。把中医定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社会误导的陷阱。中医不是单纯的文化概念，更非一般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讲究“治未病”。中医是活的医学，是可让百姓普遍受益的国宝。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动员中医各界的社会力量，让中医实实在在有益于百姓的健康。这是中医数千年来存在的理由，也是她未来发展的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历史业已证明，也必将证明，中医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魂魄，也是人类共同的医学宝藏。著名中医邓铁涛说得好：“21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是中医腾飞的世纪。”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强国的崛起已势不可挡。作为一个国家的独有的实力，文化的崛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包含了五千年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医的崛起，将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