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雨家国情

（上接第一版）但我们应该记住自己是怎么从挨打中站起来，又怎么从落后中再崛起的，剩勇奋斗继续前行；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史训，走“富不骄，强不霸”之路。“一二·九”运动的纪念碑就立在樱桃沟。

（二）

现年60岁以上的人，大概大多数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跃进”带来的“饥饿”、“大革命”带来的“内乱”留有难以磨灭的记忆。当然因地域、环境、地位不同，各人有不同的感受。《回忆录》叙述了东北解放后东北工业恢复、发展中如何“出产品、出经验、出干部”，以及新中国工业如何稳健的起步；叙述了袁、吕等 1952 年随周恩来总理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我国“一五”计划苏联援助项目、日夜加班工作的具体情况。在讲到“156 项工程”项目时，我立马想到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沈阳黎明公司”是 156 个之一。那是边学边干，付出辛劳就有收获的岁月。其时袁宝华是冶金部领导，他详述了“指标”如何一次次飙升，主观意志如何不可阻挡。结果是“全民大炼钢铁”，用饭锅当废钢，以木材代焦炭，丰收年份的粮食留在地里，各种“卫星”套红印在报纸上。袁的家乡是河南省南召县，“当时《冶金报》报道这个县日产 1000 吨铁，我大吃一惊，‘大跃进’把我家乡伏牛山上的树基本上都砍光了。”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1958年就“跃进”到1108万吨（计划 1070万吨），报喜的背后是不能用的废钢占了一半。我那时在初中读书，学校操场上垒起小土炉，师生们留着汗水、打着瞌睡炼出的几吨渣钢，应该也在千万吨钢中占有一份。

袁宝华在书中从工作角度概括的是：“1958 年是难忘的一年，1959 年是难堪的一年，而 1960 年则是最难受的一年”。接下来是“过渡时期”，实际上是“饿肚时期”。“许多人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很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邓子恢主张在农村搞承包，受到大会公开批评时，“脸色煞白，一句话也不说”。《回忆录》里对高层不同意见的回忆，对基层人民疾苦的描述，字里行间里透出深沉、无奈的“家国情”。

中华民族具有自纠、自愈功能，若此才有延续不断的五千年文明，我们党也有这个传统。“纠”与“愈”的过程也充满了斗争和伤痛。

1961 年，国家对经济发展终于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连我们这些中学生都知道这是针对“大跃进”“饿肚子”等问题提出来的，人们“菜色”的脸上有了“喜色”。看了《回忆录》“对国民经济伤筋动骨的调整”一节，方知看似简单的这八个字，其由来、变化，颇耐人寻味。1960 年 8 月计委提的方案是“整顿、巩固、提高”，国务院会上，善于审时度势的周恩来知道“提高”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于是把“整顿”改为“调整”，避开“整顿”这个分量较重的词，还加上了“充实”二字。这样的更改，在头脑发热岁月刚刚过去的时势下，更易为上下所接受。实际工作之难，袁宝华称之为“伤筋动骨”，不是“调整”二字体现得了的。

经过三年调整，国民经济很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重要的还有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到 1965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吕东是冶金部部长，很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以致蒙冤入狱，家破妻亡，被关在秦城监狱四年多，直至林彪出逃后才恢复工作。胡昭衡时任天津市市长，被诬为“三反分子”，受折磨最厉害，身心俱损。袁宝华是相对幸运的部级干部，时任经委副主任兼物资管理部部长，开始也被诬为“叛徒、特务”，但很快查证造反派列举的才是“假材料”。“靠边站”一年半后，在周恩来干预下解放出来，参加国务院业务组领导下的计委生产组任组长。

令我不只是理解、同情还加上敬重的是袁宝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九年的艰辛工作。《回忆录》有一段情深意切的自述：“在那极其艰难的年代，我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组织和领导国民经济的运行，负责工业交通生产、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亲眼看到并深刻体会到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左’倾错误进行艰难曲折的斗争经过。我深感有责任把这一段不幸的历史写出来，把经验和教训留给后人。”经济形势怎样的极其困难？斗争怎样的艰难曲折？书中均有详细的叙述，我也难摘其要。袁宝华写道：“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工厂没有完全停工，铁路尚能运输，国民经济尚能维持运转，是生产组起了‘救火队’的作用。那个时候搞生产的人也是冒很大政治风险的，许多领导干部随时有被揪斗的危险，而且在那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组织生产调度也十分困难，生产组能够顶住各种干扰，也是靠周总理保护。”连为群众生计、“闹革命”之需而抓生产的干部都需要保护，可见周恩来总理是“文化大革命”中集万难、托众望于一身的国之大梁，正是他的领导艺术、斗争策略，以及袁宝华这样干部和群众的给力，才维系了国民经济没有全面崩溃。这是何等的家国情怀！

（三）

1982 年成立新经委的主要办公地址“九号院”，也是吕东、袁宝华、胡昭衡三位老同学、老战友“分离”40 多年“重聚”的地方。我称自己在九号院这一段工作是“如歌的岁月”，我想对他们更是平添一份人生情谊。

1937 年，他们三人从北大各赴东西之后，吕与袁相见较早，是在 1949 年的沈阳市。袁从延安辗转到沈阳，不久调入东北工业部。在此之前，即东北解放之初，吕就随大批干部进入东北，在晋察冀做经济工作的吕这时是东北工业部第一副部长，袁到后任计划处处长（朱镕基、林宗棠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该处工作）。《怀念》中袁说：“在东北工业部 3 年，是我学习做经济工作收获最大的一段时光，吕东同志好学实干精神对我启发很大、影响很大，感受很深。”1956 年冶金部成立后，吕是第一副部长（1964年任部长），袁先后任办公厅主任、副部长。1960 年袁调任经委副主任兼物资管理局第一副局长。从沈阳到北京的这一段，吕与袁共事长达 11 年。胡昭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并在这个岗位上办了离休手续。

新经委是国务委员张劲夫兼主任，吕与袁都是副主任、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后来，吕接任主任，袁是第一副主任。胡被聘为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常列席经委会议。这三位老同学、老战友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于九号院重聚，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共同的信念与工作岗位，让他们又一次焕发了革命青春。《怀念》里袁讲到吕：“由于我们的老关系，我又是老经委，他对我的意见非常尊重，我们合作得很好。吕东同志遇事谨慎，深思熟虑，百无一失，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他共事，心情总是愉快的。”称之为“我的良师益友”。讲到胡：“岁月不居，相知弥深”，不仅交流工作，还互勉诗词，是“同志加挚友”。我第一次见到吕东，是在他任航空部部长，他视察沈阳黎明公司，我在公司参与接待的时候。后来我在航空部、机械委一直在他领导、关心下工作。第一次见到袁和胡都是在九号院的吕东办公室，记得见袁时，几分钟闲话中有两句：“我们还是校友呐！”“大跃进吹牛皮，贵省（安徽）是冠军，我们省（河南）是亚军”，一下子拉近了两代人的距离。后来几年里，我因为做办公厅工作，在九号院经常与三老见面，他们勇于开拓、严谨乐观、高瞻远瞩、关爱干部的精神，以及他们之间相互扶持、诚于切磋的友情，给我很深的印象，多有熏陶与教益。

1982—1988 年的经委正处在我国经济整顿恢复，探求工业发展新方向、新途径的重要时期，工作紧张多头、斑斓多彩，《回忆录》里有生动具体的记叙，并说“为当好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部，作出了非凡的贡献。”我的拙著有关章节中也有简述，不再重复。但如今社会上有人认为改革开放的前10年没做什么事，这显然是少知而偏颇。应知“万事开头难”，应知从中央到地方有无数动人的故事。经委系统工作也只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方面军。仅就打开眼界来说，且不细说袁宝华讲到1978 年前后奉中央领导指示带队“走出去”访问七八个发达国家，并在日本“蹲点”一个月的新收获、新作用，这里先举个我的小例子：九号院的八十年代初，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所负责人被“请进来”在南会议室讲课，我耐心听后脑洞大开，原以为证券只是股票、债券，没想到还有那么多名堂，虽然顶多是“知其然”；还没想到的是，在讲完课后还主动让听者“提问”，沉默少许有人好奇地问负责人和同台日本翻译工资多少，回答后补了一句：我交完个人所得税，和他（指翻译）差不了多少。大家才知道，日本所得税率“累进”得够厉害。

1988 年国家机构改革计委、经委合并成立新计委之后，吕袁胡三位领导已年过70岁，均从一线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袁宝华在1979年初就创建了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经济团体——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最先提出“自治、自立、自养”的建设原则，后改名为中国企业联合会（与中国企业家协会合署办公）。吕东退下后，创建了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后改名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胡昭衡创建了北京杂文学会。这些社会经济团体的工作，也都是改革开放中开创性事业。我荣幸地是这三个会的兼职副会长，前两会的副会长我兼了20 多年，并兼中企联旗下《企业管理》杂志的主编数年。这让我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继续学习他们如何做人做事，包括从中企联的继任领导陈锦华、王忠禹，工经联的继任领导林宗棠、李毅中等那里学习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对我以后做协会工作大有裨益。

（四）

2015年5月23日，在春风沐浴的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聚集了100多人，参加“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主持，百岁高龄的袁宝华专程出席。会上，传达了习近平办公室转达的总书记对袁老百岁和座谈会的祝贺，朱镕基、顾秀莲、陈锦华等原国家领导人，现任副总理马凯等出席，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大家欢聚一堂，庆祝袁老百岁华诞和他系列著作出版。朱镕基在讲话中称袁“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顾秀莲说袁“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典范”，马凯的《七绝》献诗：“百年长卷尽斑斓，戎马兴邦三百篇；更有李桃花竞放，同期茶寿仰高山”，简练地描述了袁老百年精彩人生，并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似可代表大家的心声。

这个特殊的座谈会，也是一次友谊、友情的交流会，王忠禹在小结时就说“大家的发言充满了感情、尊重和友谊”。与会者都是与袁宝华工作、生活关系密切的人，大多数已年过古稀。我也是参会者之一，也为会上的气氛所感染，不由得想起袁老80岁生日时曾自赋诗《八十述怀》，彼时和者甚多，我写的四句学习感言也被收入和诗集中，最后一句就是“相期再庆百年春”。也不由得想起袁老的老同学、老战友吕东、胡昭衡，吕老去世后我曾写怀念文章《忠厚长者勤政楷模》，胡老去世后我曾写纪念文章《要做真的人》（在北京杂文学会纪念胡老会上宣读，题目为胡老诗中一句）。当然，我尊重的老领导很多，对我成长的帮助很大，都难以忘怀，只因吕袁胡三位相互是老同学、老战友，吕袁是我人生受教得益最长的直接领导，胡是我写作杂文的引路人，我又高攀他们是老校友，故而籍读《回忆录》之机，三人联系忆谈写此一文。

人生之路既短又长。从樱桃沟到九号院46年，从九号院到芳菲苑 33 年，袁宝华今年已 104 岁矣！2019年春节前两天，我又一次去拜望袁老，轻抚老人家历经沧桑的双手，往事历历，感慨不已：“一二·九”运动那样的革命斗争不能忘，改革开放这样的革命新篇不能忘，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忘。美好生活、富强中国是赋有家国情怀为主流的一代代人奋斗出来的，美好生活中应该包涵友谊、友情，奋斗过程中建立的友谊、友情更是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