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园区下半场 企业寻突围之道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既有成绩，也不乏挑战。从工业化角度，要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标本兼治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城镇化角度，土地供应正逐步收紧，城市边界也日渐清晰。

从摸索成立

到逐渐成熟

1979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地区开展加工贸易，同年，蛇口工业区建立，我国的产业园区建设拉开序幕。

当时我国工业园区的产业起点低，多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形式承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外来加工业务，由外商提供设备(包括由外商投资建厂房)、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

1984年后，随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成立，中国的产业园区进入了开发区与高新区模式的初创探索期及经验推广期。1988年8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开始实施，建设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中关村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在此期间，国家开始在扩大外贸、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等方面下大力气。研究产业园区发展历史的行业专家总结认为，这些发展初期的园区，也即第一代园区的重要特征是以政策为主导，国家投入为主，依托国家产业的划拨带动整体发展。园区各管理主体在行使权力方面具有一定经验，但还不明显，权力运用的酝酿特征明显。

而在“南方谈话”之后，我国掀起了产业园区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新一轮高潮。以张江高科、江苏工业园区为代表的第二代园区逐步建立，园区的一些管理职能开始下放给管理机构，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园区人员精简、办事高效的特征凸显。

这类二代园区的主导产业为低端制造业，由于低端制造业的产业特征是以人口为驱动，因此此类园区呈现向一二线城市市郊集中的趋势。这一时期，园区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不断加大的对外开放速度，二代园区纷纷依靠低端制造业起家，我国“世界工厂”的雏形出现。

但随着园区数量的暴涨，导致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和企业的随意迁移：为了引资，地方政府一再降低土地价格、水电等资源费用和其他税收标准，造成了土地开发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同时，一些企业为追寻最优惠政策而在相邻园区间迁移，导致财政税收的极大损失。

此后，园区开始进入市场化转型与升级创新阶段，民营资本在产业园区领域大展拳脚，国有运营商则对自身进行整合、升级、创新。

从追求增量

到盘活存量

在经过快速发展后，城市发展的目光已从加快城市发展、拉大城市格局的增量型发展过渡到追求如何能提高城市空间资源的利用率，如何引入更适宜的城市功能和激发城市活力，如何平衡利益主体及如何实施规划等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而工业园区作为城市中较为特殊的功能片区，其所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

这与产业园区发展早期较为粗放的形式有关。初步阶段，为了加快园区建设，在产业招商时放低企业进入门槛，对产业选择目的性较弱，造成园区产业类型混杂，产业集聚效应不够明显，难以形成核心产业，园区定位不明朗，后续招商产业进入恶性循环，发展受阻。

而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园区为加快吸引企业入驻，一般以低廉的土地成本作为招商筹码，往往形成粗放的土地利用开发模式。而且也由于园区管理机制及经验的不足，对企业土地需求监管不严格，造成出让土地规模远超出实际企业需要，企业对用地开发利用极低，形成大量闲置土地，降低了园区综合效益。

此外，此前的工业园区选址一般位于城市边缘地带，不便借助城市现有服务功能设施，而且园区建设更重视工业产业的生产需求，忽视对生活需求，通常只能靠企业内部自行解决，从而形成服务设施规模较小、档次较低、设施重复建设的现象。

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 2013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明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为我国产业园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提供了指导性方针。

一家产业园区的管理人士表示，“随着演化和发展，传统园区所承载的功能日益多元。大量城市要素和生产活动在区域内并存聚集，园区经济与城区经济逐渐走向融合。”

在经历近40年的快速发展后，产业园区正迎来新的十字路口。产业园区正在不断探索“下半场”破局之道：从过去功能结构单一、产业结构单一、与区域发展脱节、就业人群与消费结构不相匹配的“孤岛经济”转向集生产与生活为一体的新型城市功能区。 (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