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零售企业版图扩张 信用体系建设需提上日程

被电商界称为“新零售元年”的2017年，在线上巨头的一系列轰轰烈烈收购和布局以及线下实体百货商超的积极跟进中走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2018年的新零售市场仍然处于发展初期。未来，零售企业将继续加速跑马圈地，抢占市场。

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失信问题愈发突出，特别是虚假交易、刷单炒信、恶意差评以及滥用、泄漏和倒卖个人信息等违纪违规行为，破坏了网络零售生态环境的正常秩序。近日，在由北京国富泰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富泰”）、中科网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和新零售企业应用中心共同举办的“新零售创新发展工程暨全渠道融合信用企业应用高峰论坛”上，国富泰总经理陈登立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结合国富泰十多年来配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资委的行业信用建设经验来看，信用是新零售的灵魂，新信用技术的发展是新零售信用体系建设的坚实基础。

新零售激战正酣

未来需靠创新突破

从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后，一年之内，从线上到线下，零售业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阿里鼎力扶持的盒马鲜生的迅猛发展以及最近阿里联合蚂蚁金服95亿美元收购饿了么，能看出阿里对于新零售的期望，阿里的新零售战略在向本地生活服务的纵深拓展上获得重大突破。

据京东发布的数据显示，京东便利店在2017年11月11日开了1111家门店。京东还和腾讯入股了各类零售业态全覆盖的步步高。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提出，京东将借助京东电商的仓储和零售资源，实现“密度更大、覆盖更广、下沉更深”的联合仓配，开放共享无界零售。

2018年，在阿里新零售的凌厉攻势下，京东的线下竞争压力剧增，可以想象，京东便利店未来的创新必然不会停歇，而新零售阵营里的其他选手也面对同样的状况。新零售已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裹挟着零售企业们继续跑马圈地、扩张规模，或创造增量市场，或赋能存量市场。

在新零售时代，消费者的体验成为零售企业关注的焦点。从消费体验出发，新零售势必要依托高科技技术，撬动人、货、场之间的更多化学反应，并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创新理念实现零售业的提质增效。如通过大数据来分析消费者喜好，进行个性化的选品和推荐，或通过虚拟样板间、虚拟试衣等科技感十足的方式与顾客互动，实现销售增量等，技术的创新存在于每一个消费环节上。

很显然，创新已经深入新零售的脉搏之中，不管是技术方面还是模式、场景等方面。苏宁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张清正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满足消费者随时、随地、个性化、场景化的购物需求，围绕品质生活、场景创新、技术颠覆，全力打造全渠道、智慧零售生态圈，是零售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苏宁就是按照以上方向，打造“一大、两小、多专”的业态产品族群。

张清正认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孕育兴起，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呈爆炸式发展态势，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新消费时代下，消费者更注重自身体验，更追求多元化、个性化、便捷化、时尚化；消费内容方面，更高性价比的轻奢品牌、快时尚品牌、高品质教育、体育娱乐、健康休闲等正快速崛起。新消费的升级促使了新零售的出现，也进一步推动了新零售的嬗变。新物种遍地开花，新业态加速融合。

新零售的健康发展

需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电商消费相关报告显示：在网络交易平台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网络失信问题愈发突出，在网络交易中买卖多方皆存在信用方面的问题。

在线上线下逐步融合的过程中，新零售面临包括信用建设等众多挑战。无论零售业的概念如何更新，所应用的技术如何进步，商家和消费者的诉求都不会改变。商家期望通过更加精准的需求分析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而消费者则希望买到货真价实的产品，同时购物体验能进一步提升。

张清正告诉记者，目前，零售企业的信用体系发展不完善，这与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同步有关。“首先，一些零售企业相对缺乏市场经济信用观念，为吸引消费者会做出一些过度承诺，而实际的服务质量差，有时候甚至无法履约。其次，零售企业之间还会打价格战，产生恶性竞争的行为。最后，泄漏客户信息的情况也出现在一些零售企业中，有的企业会将客户信息市场化，造成客户损失。”张清正说道。

新零售是一场关于效率的革命，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的力量帮助零售业降本、增效和提升体验，同时，这也是一场信用的革命。商务部原副部长周可仁表示，信用的全系贯通将是决定新零售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因素。

国富泰多年来致力于商务信用体系建设、整合信用数据库等工作，在为企业提供信用评级、信用认证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据此，陈登立认为，当下，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和信用机构应共同携手，致力于打造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为新零售行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对于目前可行的解决措施，张清正建议，“一是构建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同时增强企业信用评级机构实力和地位；二是以市场为导向，适当转变政府职能，多部门联合监管；三是借鉴国外法律体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