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培养要从提高国民素质做起

（上接第一版）

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就不会有世界级企业家。虽然中国已经有100多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但真正能够称为跨国公司的并不多，大多数公司还是依靠中国本土生意进入世界500强的。除了张瑞敏、任正非、马云等少数企业家外，中国还缺乏严格意义上的世界级企业家。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印度盛产企业家，并向全球性的标杆企业输出这种资源，其中最著名的有谷歌公司CEO桑达尔·皮查伊、微软公司CEO萨蒂亚·纳德拉，还有花旗银行、万事达信用卡和百事公司等企业的CEO。《哈佛商业评论》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自2013年起，印度为那些总部不在其母国的世界500强企业贡献了约30%的CEO(首席执行官)。培养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家，既应当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也应当成为衡量中国大学教育水平的标尺。

研发创新能力弱是中国企业致命的短板，这一点与中国教育的模式密不可分。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中国高等院校非但很少有引领性研究成果，相反还落后于企业，这些领域的人才大部分是由企业培养的，而不是由学校培养的。许多案例或经验都是在企业已经完成几年后，才被写入教材的，而在其被写入教材的那一刻就已经落后，或者是过时。眼高手低、行动能力差是中国大学生的共性问题。一些大学生毕业后连一个会议通知都不会写；也有的连PPT（计算机演示文稿）都不会做；还有的连WORD（文字处理软件）的基本功能都不知道。尽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学科设置陈旧落后、教学内容严重与现实脱离等问题普遍存在。由于不能学以致用，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大为下降。澳大利亚在中学阶段已经开设会计课，让学生掌握企业经营的基本知识，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自己；但中国直到大学阶段，除了相关专业外，也都没有经济学课程设置，导致学生对许多常识性的经济问题缺乏正确的判断，一些大学误入传销、裸条贷款等陷阱，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甚至有学生因此丧生。

教育方向和目标的确定，必须和国家的战略目标相匹配，必须以人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在经济领域，现阶段国家已经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围绕这两大国家级经济转型升级规划进行教育规划和布局，是中国教育的责任和使命，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重大机遇。

要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人才缺口，超前培养是最理想的状态。什么人才紧俏，什么人才收入高，就热衷于设置相应的专业，这是中国高等院校的通病。一窝蜂式的重复建设，导致相关专业人才迅速饱和，甚至是就业困难，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与此同时，一些前沿性产业却严重缺乏人才。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应当加强对前沿科技领域发展趋势的研究，科学预测人才需求，超前培养相关人才，为可能出现的井喷式人才需求做好准备。

针对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要采取弹性培养模式，减轻过度专业化对人才发展的限制。新科技的出现和迭代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快，人类已经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加强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才应当是大学教育的根本。

中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根本上讲，是要看人口素质能不能跨越“中等素质”陷阱。举一个例子，一个中等素质的个人，通常是很难考上一流大学的，也很难拿到高收入的。同样，如果中国国民的整体平均素质不能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人口素质，那么中国也就很难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个问题是根本性的，所有绕开国民素质和教育问题谈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都是片面的，或者是一厢情愿的。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大力提高国民素质，这是中国面临的最长期、最艰巨的任务。经济发展的成果通常是显性的，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展现出来；而教育改革的成果往往是隐性的，是潜移默化的，要通过长时期的积累才能逐渐显现出来。优先发展教育，表明中国的改革已经超越了急功近利的时期，开始关注最深层的、最本质性的问题。这是一种心态的改变，也是一种政绩观的改变，更是一个大国的淡定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