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政策带来税收增长的逻辑

国家的减税政策非但没有导致税收减少，相反还带来了税收增长效应，这种积极的效果，说明中国还有比较大的减税空间，对企业的减税力度还可以持续加大。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17年1—7月累计实现税收94503亿元，同比增长11.2%，比2017年上半年6.9%的GDP(国内生产总值)高出4.3个百分点。在有更多减税政策出台的7月份，税收的增幅更是扩大到13.4%，当月实现税收11429亿元。

上海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一周年评估报告》显示，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全面推开营改增共实现减税近7000亿元，减税额随改革推进逐步扩大。四大行业中税负下降或持平企业占98.7%，不但直接减轻试点企业税收负担，还通过抵扣机制的传导效应，减轻了产业链的税收负担。试点行业直接减税4581亿元，为下游行业带来的间接减税2412亿元，试点行业减税效应外溢明显。

一方面是国家税收增速超过GDP增速，另一方面是企业税负减轻，钱从哪里来？减税政策带来税收增长的逻辑是什么？

著名的拉弗曲线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拉弗曲线的逻辑是，当税率降低时，企业扩大生产的意愿增强，导致税基扩大，税收相应增加。也就是说，拉弗曲线所描述的现象应当是，税收增加完全是由经济规模增长带来的，税收增速应当等于或小于GDP增速，而不是超过GDP增速。

对于税收增幅高于GDP增幅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原来应收未收的税，现在更多地被收上来了。众所周知，在名义税率较高的情况下，有许多企业通过偷漏税，实现“自我减税”，导致大量的税款流失。

是依法纳税划算，还是偷漏税划算，所有有过偷漏税行为或念头的企业，都会算一下这笔账。尽管偷漏税可以减少税负，但企业的成本也不低，一方面是违法问题一旦被发现，企业不但要补缴税款，还会遭到处罚；另一方面还有贿赂税务人员的直接成本。如果纳税成本不是明显高于偷漏税成本，大部分企业更愿意照章纳税，而不是冒着风险去偷漏税。

把企业逼上偷漏税道路的并不是高税负，而是偷漏税本身带来的税负不公平问题。从逻辑上看，如果把进口和出口排除在外，完全是国内企业之间进行市场竞争，在所有企业都依法合规纳税的情况下，税负再高，企业也都可以把税金加到商品价格里，转移给下游或消费者。这也就是说，如果所有竞争者的税负相同，税负对企业造成的压力并不大，企业并不会特别在意税率的高低。举例说明，所有的房地产商都涨价，并没有影响到房屋的销量，每个房地产商都从中获利。同样，对于需求弹性不是很大的刚需性产品，只要是所有商家的成本同步增长，也不会影响原有的竞争格局。

有企业偷漏税问题就不一样了。由于偷漏税企业成本变低，就可以通过降价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逼着同行也不得不去偷漏税，否则就可能被挤出市场。因此，税负公平比减税更重要。

营改增以及“金税三期”和大数据的应用，最大的利好就是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税负公平的问题。营改增是一种税收方式的改革，更是一种利益机制的设计。在营改增之后，税收征管链条更加清晰，出于税金抵扣的需要，下游企业更有动力向上游企业索要增值税发票，从客观上起到了替代税务部门监管的作用。在这种机制下，一些原来不缴税或少缴税的企业，现在就不得不缴税，不然就没有人愿意和他做生意。

“金税三期”让企业的经营活动完全暴露在监管之下，企业偷漏税的风险加大。“金税三期”不但让增值税的抵扣链更加明晰，而且和银行、社保等部门直接相连，可以从原材料、物流等多个环节了解企业的经营细节，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匹配，就可能从中发现税务问题。原来一些企业不开发票、少开发票、不通过银行直接现金走账等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企业做假账的难度加大，甚至是不再可能。由于偷逃税随时都可能被发现，企业的冒险行为变得得不偿失，更多的企业愿意花钱买太平，偷逃税的意愿大幅度降低。

由于征管方式和征管工具的变化，扩大了税收征管范围，消除了征管死角，把一些原来应收未收的税收了上来，这是税收增速超过GDP增速的主要原因。如果名义税负能够进一步降低，企业通过寻租或造假账偷逃税，就变得更加不值得，征收率也会相应提高。名义税负降低所产生的减税因素，表面上看会造成国家税收的减少，但征收率提高又会让税收额增加。也就是说，如果名义税负降低到合理程度，即使是在经济没有增长的假设条件下，实际税收也未必降低，还有可能是增加。1—7月份税收增速超过GDP增速的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当前的语境下，降低名义税负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增加税基，更重要的是可以消除偷逃税现象，让企业竞争变得更加公平，促使更多的企业愿意也能够合法守规经营，减少企业家因被迫偷漏税而产生的“原罪”，让企业家不再为税务问题担惊受怕。

过高名义税负下的偷税、逃税问题，造成市场上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越是偷逃税的企业越能获得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越是依法纳税的企业活得越艰难，甚至是生存不下去。逼得企业被迫在破产和违法之间做出选择，导致更多通过寻租或做假账偷漏税，破坏了社会风气，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实际税收额度取决于3个因素，即名义税负、税基和征管力度，在一定限度内，减税越多，税收增加幅度越大。1—7月份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表明中国依然有很大的降税空间。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角度，税务部门应当下决心把名义税负降下来，在扩大税基和提高征管力度上下功夫，从而实现经济和税收同步增长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