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赖” 遇到大数据

（上接第一版）中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50%；中国企业对未来付款表现缺乏信心，近33.3%的企业预计情况将“永不会改善”。最近几年，中国企业的债务状况非但没有得到好转，相反却越来越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11月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总额为6.46万亿元；2016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达到12.6万亿元，比2015年增长9.6%。6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几乎是翻了一番。许多企业赚到的钱都在账面上，一旦遇上“老赖”，不但赚不到钱，很可能连本钱都搭上。

没有生意发愁产品卖不出去，有了生意又怕上当受骗。信用缺失问题的普遍存在，大幅度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据专家测算，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2016年，中国的GDP达到74万亿元，据此计算，因失信造成的经济损失会高达10万亿元左右，这与当年11.6万亿元的税收总额非常接近，相当于中国企业又缴纳了一份高额的“信用税”。企业税负高，还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好的福利；全社会“信用税”变高，除“老赖”则没有任何受益方，从这个角度看，消灭“老赖”比给企业减税更紧迫。

在欧美发达国家，有着市场化的信用体系，信用是公民和企业的通行证，哪怕只是在一个细小的环节上，有不诚信的表现或嫌疑，都可能处处遇到麻烦。惠誉国际、标准普尔、穆迪这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都是美国公司。中国评级机构不但在国际上缺少话语权，就是在中国国内也不被信任。中国百姓对私营第三方中介组织普遍存在 “偏见”，认为只要是私有公司，都可能会被收买。中国人更倾向于相信官方。骗子们吃准了这一点，也不惜代价找到“官方”做背书。越是骗子项目，越会把自己打扮成“官方”项目，用“官方”的信用忽悠老百姓上当。那些让公众和企业损失严重的“庞氏骗局”，大都采用了这样的方法。每当这些假借“官方”名义的骗局或“庞氏骗局”破灭后，都会给许多人和企业造成严重的伤害，同时也会让社会信用体系变得更加脆弱。

大数据和实名制的结合，让“老赖”和骗子们无处藏身，给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突变”创造了机会。转移和隐匿资产，是“老赖”们惯用的招法。现在，大数据的“火眼金睛”会追踪到“老赖”们的任何蛛丝马迹，不论是在存钱的过程，还是在花钱的过程，“老赖”们的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最高法2014年底开通“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可查询到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存款、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14类16项信息。全国3520家法院都能使用该系统进行查控。即使是“老赖”们藏匿的都是现金，那他们也无处可花。从2013年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以来，截至2016年底，全国法院共限制615万“老赖”购买机票、222万人购买动车、高铁票，“老赖”已经是寸步难行。

大数据的应用，让“执行难”成为过去式。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法院执行案件收案529.2万件，执结507.9万件，同比分别上升27.2%和33.1%。非但如此，新技术也成制服“老赖”的重要手段。比如，开头所讲的电话彩铃信息提示，就达到了让“老赖”们“游街示众”的效果。“老赖”们不但很难再坑骗到别人，而且是在朋友圈里丢尽了脸。中国人向来是重脸面的，特别是在亲友和熟人面前。如果打电话的碰巧是儿子的老师或同学，或者是女儿的男友或准公婆，不但过不上想象中的“好日子”，还拖累家人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其赖账不还也就失去了意义。

很长一段时间中，“老赖”逍遥法外，债权人欲哭无泪的现实，严重破坏了社会信用体系和经济秩序。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好人得到利益，坏人受到惩罚；而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则是不再有好人坏人之分。用“游街示众”对付“老赖”，尽管是一种管用也“解恨”的办法，但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建立以个人和组织自律为基础的社会信用机制，才是中国社会向更高文明进化的目标和方向。教育界有一个21天养成一个习惯的说法，中国人要养成诚信自律的习惯，肯定不会那么容易。但是，习惯成自然，希望法治能够帮助中国社会养成自律的习惯，并让这一习惯成为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