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设立 将重构京津冀发展格局

4月1日，雄安新区设立的消息一经发出，就引发了业界的高度关注。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未来承担着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作用，被定位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雄安新区将成为疏解非首都功能转移的聚集地，这一点毫无疑问。”4月13日，天津城建大学副校长、天津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博士王建廷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雄安新区的设立，将引领京津冀区域形成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形成新的格局。

三地协同需突破性进展

《中国企业报》：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升级为国家战略以来，三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亟须破解的瓶颈在哪里？

王建廷：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以后，三地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突破性的进展，正处在一个结构性的调整阶段。这三年来，随着经济的协同发展，北京对外投资的企业在增加，但主体实现转移的目前还很有限。这主要是因为还没有发生规模性转移和结构性的变化，应该说，三地的经济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但是按照世界级城市群的要求，这个增长还仅是开始和初步。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到的首要三项任务是环境治理、交通一体化和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转移，但是转移由谁承接，怎么承接，承接后的配套政策是什么，这些问题尚未解决，影响了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转移速度。

除北京非首都功能外溢和区域环境治理外，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从客观上讲，津冀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外迁是存在着博弈的。外迁的市场主体必须考虑外迁是否能保证自身的经济利益，保证其核心竞争力在提升，而不是下降。所以，尽管河北和天津都有很强烈的愿望，但是这些主体往哪儿迁、怎么迁的制度设计尚不是很清晰。

津冀承接北京产业外迁的瓶颈主要来自政策和制度方面，具体的行动措施缺乏可行性或可操作性，实现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必须把制度设计和政策体系建构起来，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在这种状况下，党中央果断提出设立雄安新区，是非常有远见的，可以说破解了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瓶颈，使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真正成为可能，所以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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