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推进艰难 急需政策倾斜

近两年来扶贫问题备受社会关注，今年全国两会，依然如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好医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耿福能每年都要抽时间深入偏远闭塞山区调研，并在调研报告中就扶贫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位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骄子”，始终心存大义，关注贫困地区及居住在那里的老百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帮助贫困地区老百姓脱贫。

3月5日，耿福能出席完会议，在人民代表大会堂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履职五年来，我提了20多项有关扶贫的建议，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其中大部分建议都得到落实，这是最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这让耿福能对扶贫越来越执着，也使得他在扶贫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

扶贫工作任务艰巨

扶贫攻坚，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的重点工程。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

耿福能早在还是四川省人大代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扶贫问题”，并且针对四川当地的贫困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

耿福能表示，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尽管我们国家的贫困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贫困地区数量已大幅减少，但由于我国贫困地区规模大且分布广，要想在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压力还是很大。

在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中，耿福能还通过考察了解到，即使是在同一贫困地区，区域与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十分惊人的。在他看来，这种局部贫困的现象，往往还具有普遍性。

贫困问题关乎人民生计，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耿福能认为，目前国家经济下行，很大原因就在于贫困问题的突出与贫富悬殊。

“贫富悬殊也是经济不景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实业不兴，金融资本过度掠夺社会财富，老百姓的收入减少，购买力下降，很多企业制造出来的产品无法卖出去，如此，出现买方市场消费疲软导致企业利润下滑甚至倒闭的‘恶性循环’。”耿福能对记者说。

扶贫对国家政治经济有重要意义，耿福能始终将“扶贫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重点，这也成为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做好人，制好药”一直都是耿福能经营企业秉持的理念。也正因为自始至终都坚持这种理念，“好医生”在耿福能的带领下，从当初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发展到如今集科、工、贸为一体，年销售额近5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耿福能说：“企业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做企业最终目标不在于规模大小，而是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得到社会的尊重。再大的企业，如果不被社会尊重，就没有价值。所以，在扶贫这件事上，我们要承担起责任，发出正能量，为扶贫做贡献。”

“授人以渔”精准扶贫

对于扶贫，耿福能有自己的思考，他提出：对于贫穷、贫困，我们应该像研究创富或其他大项目一样，认真细致地找出问题然后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早在2013年，耿福能就强调，“我们反思过去的慈善式扶贫、安慰式扶贫，甚至是表演式扶贫等，发现这些扶贫方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要想真正地推动偏远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就要引导产业精准扶贫。”

2015年，为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部脱贫，政府提出“中国将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的要求。耿福能认为，“精准扶贫”要求地方政府深入到每个村庄的每户家庭，并且有具体的数字标准——即人均年收入超过2800元即可算脱贫，这使得扶贫工作变得更加现实可行，也更加有意义和价值。

“政府如此高度重视扶贫开发，把扶贫开发作为战略部署，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放眼全球，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国家都未曾有此类大举措。如果说到2020年能够真正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那中国的这项伟大的民生工程将是史无前例。”耿福能说。

史无前例，不仅体现在扶贫工程规模之大，也同样体现在工程的难度之高。尽管近些年我国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同时也要看到，在扶贫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缺乏一定衡量标准、扶贫工作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指向不准等问题。

耿福能认为，缺乏衡量标准，就无法准确统计贫困户数量以及了解贫困居民家庭实际贫困程度；扶贫工作针对性不强，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扶贫工作轨道的偏离；扶贫资金指向不准，容易导致对扶贫对象的帮扶不到位，同时也助长了一些贫困地区的依赖心理，不愿摘掉“贫困”的帽子，挤占浪费扶贫资源。

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2014年全国两会上，耿福能就提出“现阶段的扶贫工作必须在总结过去扶贫模式与成效的基础上，针对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从以往的‘授人以鱼’的扶贫方式向‘授人以渔’的扶贫方式全面发展，教给他捕鱼的技术，这样才能实现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耿福能说。

想得多也做得实在。这位人大代表，在积极履职与建言献策的同时，也始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检验着自己的建议。他把自己的产业投在偏远的民族山区，让当地老百姓守着自己的家园就能就业脱贫。

据了解，好医生药业从1995年就开始在四川凉山地区进行产业精准扶贫。每年投入数十万元对当地的彝族农户进行种植技术指导、免费提供种源、保底价收购等措施，以“公司加农户联基地”的运作模式，帮助企业和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组织农户为企业提供生产原料，帮助农户快速脱贫。

公开报道显示，仅在2015年，好医生药业集团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布拖县火烈、补洛、乌科、拖觉和乐安五个乡近2000户农户种植附子，平均每户每年增收7000—8000元。同年，这种模式在越西、冕宁复制扩展。

合理分配资源利益

由于经济环境不佳，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让大部分企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推动这些边远地区的“产业扶贫”，显然离不开政府相关政策的推动。耿福能认为，政府应支持并鼓励企业参与产业扶贫项目，从政策、税收、融资成本等方面给予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企业实际支持。

“目前产业扶贫之所以推进比较艰难，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政策还不够。如果贫困边远地区的政策，特别是产业方面的政策能够有所倾斜，产业来了，企业来了，人气就旺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就增加了，贫困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缓解。

当企业能够解决一个贫困人口就业的问题，就会带动这个贫困人口所在家庭整体脱贫，转变他们的贫困观念。同时，一旦贫困地区的经济有所好转，涌入大城市的贫困人口数量将会减少，这样就会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所以，支持边远地区的产业发展，对我们的社会是非常有利的。”耿福能向记者分析道。

事实上，贫困边远地区往往拥有较多待开发的资源。政府也在扶贫过程中大力开发这些资源，但即便是在这些政策“普惠区”，贫困问题为何依然得不到解决？

耿福能认为，贫困地区未来的发展赢在资源上，解决连片贫困的问题也应在资源分配上发力。“比如说凉山地区，是大山大水大资源，凉山的水电资源富集程度无可比拟，可开发的水电占全国可开发水电总装机容量的15%，占四川的57%。凉山水电资源全部开发后，年发电量将超过2362亿千瓦时，发电环节销售收入就可达到550亿，税收近百亿元。

但是在资源的利益分配中，目前却只有政府和投资者有收益，而原居住地的每个家庭、个人没有收益，这些资源开发地的原住民也是最贫困的一个群体。这种现象就好比，三个人中两个人有工资其中一个人没有，当然没有工资的这个人也就永远跳不出贫困的窘境。其根本原因是分配缺位。”耿福能说。

作为从凉山走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耿福能看到凉山的父老乡亲并没有从水电开发中获得多少好处，反而要为水电开发作出各种牺牲，比如承受环境污染、挖山截流、破坏生态带来的恶果，不免感到忧心。

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期间，耿福能就建议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明确资源所在地的边远贫困地区原住居民，享有一定资源开发收益权，让资源开发收益在国家、投资者和原住居民之间进行分配。随后几年，耿福能依然坚持针对“贫困地区资源利益分配”问题提出建议。 2015年全国两会上，耿福能进一步提出“以法律制度明确资源分配”的建议，他提出，凉山地区居民应享有一定的水电等资源开发收益权，比如每度电留下5分钱给当地老百姓，以确保资源所在地原住居民的合法权益。

“凉山州如果在水电资源的开发上，能够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一点点，比如每度电留下5分钱给当地老百姓，也能解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根本问题，实现2020年全民小康的目标。”耿福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