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企业减税 钱从哪儿来

（上接第一版）

一是某些数据造假拉低税收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掩盖了真实的税负水平。税负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企业税负水平的最简单办法。一些地区GDP数据造假，等于加大了分母，降低了税收与GDP的比值，导致表面上的企业税负水平低于实际水平。比如，2017年初，辽宁省第一次公开承认，在2011年—2014年期间，存在统计数据造假的现象。据媒体披露，辽宁一些地区数据注水量达20—30%。数据造假问题，存在一定的普遍性，辽宁并不是孤例。从媒体报道可以发现，每年各省GDP的总和都是高于全国GDP数值。

二是偷漏税现象普遍存在，让企业平均税负水平看起来没那么高。一些企业通过偷漏税或寻租少交税、不交税，降低了其税负水平，而全额缴税企业的税负负担沉重。官方看的是平均数字，而企业感受到的是自身情况，越是依法纳税的优秀企业越是感觉税负重。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市场不景气、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那些全额纳税的企业先挺不过去。

尽管为企业减税降负已经成为共识，但由于对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底数不清，各方面对于如何减税，减到什么程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所以一边是眼见着一些企业就要活不下去；另一边却是有关部门不急不慌，像挤牙膏一样地一点点减。

降低企业的税费水平为什么这么难？原因是税费一减，政府财政收入就会减少，政府的钱袋子就会瘪下去，政府就没钱可花，政府的日子就不好过。什么公务员工资，政府项目投资，医疗、教育经费，养老、扶贫补贴，三公经费等都等着钱花，谁在那个位置上，都不愿意眼看着自己没钱花。

但是，要想给企业减税降负，势必要压缩减少政府支出。政府支出降不下来，为企业减税降负就没有空间。那么，哪些政府支出项目可以不花或少花呢？

第一该减的是政府对企业的各类补贴。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进行补贴，其初衷显然是好的。不过，这种理想化的设计，在执行中却出现了巨大的偏差。一个典型的问题是，几乎是有补贴的地方就有骗补存在。新能源汽车是骗补的重灾区，数十家企业共骗补总额达近百亿元；在家电下乡补贴的骗补名单中，一些著名企业赫然在列；黑龙江省对粮食加工企业的补贴，居然会发给一些并不存在的企业。更为严重的是，在某些领域已经出现了骗补“一条龙”产业链，国家补贴流入了骗补掮客、贪官和骗补企业的手中。骗补等问题的存在，非但没有发挥补贴的积极作用，反而破坏了市场秩序，导致了不公平竞争。

第二该减的是政府项目投资。全社会一年创造的财富总和是固定的，政府拿走的多了，企业和百姓拿的就少了。近几年来，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增速一直是大于GDP的增速，这表明政府拿走的越来越多，留给企业和百姓的越来越少。政府有钱投资了，企业就没钱投资了，老百姓也没钱消费了。刺激消费的前提是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口袋里没钱，怎么去消费？从投资效率的角度讲，民间投资的效率通常都要高于政府投资，与其政府收了企业的钱做投资，不如把钱留给企业让企业自己去投资；也不如多给老百姓留点钱让其去消费。

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导致了政府投资依赖症的产生。这不仅加剧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也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第三该减的是三公支出。除了压缩费用外，减少三公支出的重头戏应当是大幅减少行政机构及其人员的数量。有人就要花钱，有人就要管事。国家给的钱不够，一些机构和人员就会靠收费养活自己，也会有人通过寻租贪腐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机构和人员减不下来，简政放权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简政放权，减少经济运行中的制度性成本，是释放中国经济活力、增加中国经济动力的正解。但因为涉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调整，必然会招致庞大行政运营体系的抵抗，其难度可想而知。采取“赎买”的办法，给公务员一些利益补偿让其从体制内退出，是实现改革平稳着陆的务实选择。在实践中，一些地方采取停薪留职或带薪创业的办法，让公务员离职创业，是一种减少改革阻力和冲突的制度设计。那种既想改革，又不想付出成本的理想化思维是行不通的，反而可能会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为企业减税降负，中国财富并不会因此减少。相反，由于留给企业和老百姓的钱更多了，民间创造财富的愿望和动力会成倍增加，民间投资减少的忧虑将不复存在。减税降负需要政府理念和行为的变革，只要政府肯把原来由自己花的钱，留给企业和老百姓去花，就不愁没钱给企业减税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