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经济扩张比GDP下滑更可怕

特朗普减税、美国加息、中国债券市场违约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增加了未来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市场上弥漫着对“黑天鹅”事件的担忧。

出于对经济下滑的恐惧，某些地方出现了政府对经济发展乱伸手的现象。一些地方通过加杠杆、上项目等一系列手段，干预正常的经济周期，由此导致权力替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这才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风险。

第一重风险表现在权力经济和审批经济扩张，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受阻。在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加大背后，必然是审批项目的增加和审批权力扩张，这会使简政放权的改革目标落空，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难度加大。权力经济是导致腐败的温床，往往掌握经济资源越多、审批权力越大的部门，越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高风险地带。

权力经济最大的危害是，以少数人的判断替代市场的自我调节，由此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周期，导致经济风险点越来越多。比如，一些地方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类庞氏骗局”现象，每当房地产销售停滞，房地产商出现资金链断裂，有可能导致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时候，有关方面就会放大资金供应量，拉动房地产市场价量双升。其逻辑是，用一个大泡沫掩盖小泡沫，再用一个更大的泡沫去掩盖大泡沫，泡沫越来越大必然导致风险越来越大，泡沫爆裂后造成的结局也更加难以收拾。

第二重风险表现在国有经济的比重加大，市场经济的活力受到压抑。民间资本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最有激情和创造性的力量。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演进，最重要的就是释放出了民间资本和民间力量的活力。由于缺乏赚钱效应，2016年上半年，中国民间投资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在保增长的大目标下，民间投资越不敢投，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越激进。除多个高铁、城铁项目被集中批准上马外，国企在房地产领域也是频频出手，央企地王扎堆出现。和财大气粗的国企相比，以赚钱为目标的民间投资表现得更为谨慎，国企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愈发明显。

受多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限制，效率低下是国企难以克服的难题。当国企体量和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的时候，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也必须更加低下。根据财政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万亿元，同年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19.2万亿元，以此计算，中国国有企业的整体资产利润率只有不到2%。这样的收益水平都抵不上银行存款利率。

第三重风险表现在“僵尸”企业得以续命，去产能的难度加大。出于对经济下行的担忧，从2016年初开始，许多地方政府不断对房地产政策“加杠杆”，最终引发了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井喷式增长。伴随着房地产开工数量的增加，沿产业链条逐级传递，钢铁市场、煤炭市场相继出现红火行情。从2016年4月起，一些本已经关闭的钢铁厂重新点火复产。到2016年7、8月，煤炭价格出现了惊人的上涨，部分煤炭产品涨价幅度达到了200%。这种现象的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下游产业投资扩张的联动效应，导致煤炭市场的虚假繁荣。

（下转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