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充分释放央企 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力

（上接第一版）

如何平衡容错、试错机制和加强监管之间的矛盾，既让企业的科技研发充满活力，又防止贪腐现象的发生，这考验着央企的制度创新能力。

此外，人才稀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面对的难题。但是，财大气粗的央企在人才竞争方面并不占有优势。特别是在央企限薪令实行以后，央企对科技研发人员的吸引力越来越小。

尽管国家对于央企高管的薪酬没有一刀切，并且明确了对市场化聘用人员可以采用市场化薪酬，还出台对于关键岗位实行股权激励的政策，但企业内部薪酬“双轨制”的理想化设计，却可能会导致某些同工不同酬，同样贡献不同待遇的问题。不仅推行起来会有阻力，而且会引发企业内部的矛盾。

科技发现和发明，有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既和科研人员的意愿、动力、积极性等主观因素有关，又受制于其科研功底、智慧水平、产业环境等客观性因素。在市场营销中采用的量化考核方式，如果照搬到科研岗位上就会出现比较大的麻烦。

负盈不负亏是科研激励中的典型场景。研发失败了，科研人员并无能力对巨额的研发投入负责；但出了成果，研发人员却会认为自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期望能够按成果的市场价值获取收益。也有一些企业会制定类似的制度，但这种貌似合理的制度，也会有比较大的负面效应。比如从事重大基础性研发的高科技稀缺人才，很难出市场化的成果；相反，从事市场转化的一般技能型人才，却更容易在市场上表现出价值。

激励机制的核心是通过激发员工的内在动力，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简单的结果导向并不适用于对科研人员的考核和激励，而是必须采取对科研水平、努力程度、量化指标综合平衡的方式。

决策者要对投资失误负责，但却不会对贻误战机负责。这样一种机制，会引导决策者做出偏向保守的选择。决策制度和程序越是完善的企业，越容易错过新兴产业的机遇。比如，柯达与数码相机失之交臂、诺基亚在智能手机时代掉队，或多或少都与其复杂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有关。

美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其文化中自由、冒险精神，以及一群像乔布斯、马斯克一样具有强烈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乔布斯因为独具慧眼的战略性判断，使得苹果能够在智能手机领域里独霸天下。而马斯克除了电动汽车公司Tesla、太阳能公司SolarCity，甚至还设想带领100万人殖民火星，实现人类多星球居住，并且为此成立了太空商业公司SpaceX。由于其投资的都是别人没有涉足过的高风险领域，他的公司也始终滑行在破产的边缘。

马斯克能够自作主张是因为他是拿自己的钱冒险，国有企业决策者的困境是拿别人的钱冒险。近些年来，国有企业一直在致力于与“一把手”说了算的文化做斗争。这对于完善国有企业的决策机制、实现科学决策当然是必要的，但却会违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策规律。

北京市昌平区在国有企业重大投资项目决策机制上，特别设计了一种“跟投机制”。具体含义是，决策者对于其看好的项目，自己要投放一定比例的股本，用自己的钱为自己的决策投票和买单。而不是层层上报上级管理部门，由管理部门替代企业做出投资决策。这种制度设计，既能充分发挥企业在决策中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又可以避免“一把手”盲目决策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国企而言，“跟投机制”的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都很强。

中国在传统产业的发展中，已经碰到瓶颈和极限，如果不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中取得优势，中国非但没有希望赶超美国，反而可能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被拉大差距。这是一个非常严酷和紧迫的现实。新兴产业的战略性机遇稍纵即逝，这是一场有关国运和未来的对决。中国企业等不起，中国经济也等不起。至于央企“砸钱”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救国”还是“败家”，不应当再成为一个问题。是到消除这种纠结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