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充分释放央企 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力

中国到底能不能超过美国，什么时候能超过美国？自从2010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这个问题便成中国和世界关心的焦点。有人乐观地预言说10年；有人相对保守地测算为20年；当然也有人悲观地断言在100年内都没有希望。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中国靠什么超越美国的疑问。靠传统制造业，还是靠房地产，抑或是靠印钞票？这些显然都不行。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首要因素是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布局和优势；从更深层次来说，是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和人才储备优势；最根本的因素，则是一个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先进性程度。

也可以说，没有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超越，中国就不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既然如此，作为中国经济“顶梁柱”的中央企业，到底应如何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发挥能量？

投资规模大、风险程度高，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本质特征。也正因如此，在当前阶段，中国民营企业还存在着投不起、不敢投、不会投的问题。如果资本实力和人才实力雄厚的央企都不肯“砸钱”，中国必然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上落后于人。

而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国有资产的增值和保值是国家对于央企的首要考核指标。投资失败了怎么办？谁来为投资决策负责？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央企负责人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

因为方向性判断失误导致的失败，在中外企业界都极为普遍。比如，摩托罗拉公司因为过于看好“铱星”通信技术的前景，不惜在“铱星”项目上砸下重金。由于成本和收费极其昂贵，这项“可以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通话”的高科技，并没有受到市场的认可，并由此导致了摩托罗拉公司的衰落。

谁来决定投资还是不投，谁来对投资失误负责任，负怎样的责任，用什么来负责，这些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科技研发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没人敢保证一个项目一定会成功，也没人敢保证投资方向一定是正确的。

科技创新需要足够的腾挪空间，不排除随时会作出一些方向性的调整，没有灵活的机制，显然会影响甚至是扼杀创新。对于科技创新持宽容的态度，允许企业家和科研人员试错和失败，这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必然前提。但随之而来的是监管难题，没有监管就必然会产生贪腐；监管不当或过度就导致决策效率的低下，甚至会错失良机。到底哪些是正常的决策失误，哪些是乱决策带来的风险，哪些是试错的成本和代价，哪些是贪腐造成的损失，如何进行判断？由谁作出定论？

（下转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