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危机背后的商业猜想

（上接第一版）

“抱团养老”是解决老年人孤独问题的新型养老模式。目前，医养一体的养老模式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情感空间”型养老模式设计，还是一个没有引起企业足够重视的方向。由生存状态所造成的孤独等心理疾病，不要寄希望于由心理医生解决，亲友密切接触往来的生活方式对于改变孤独可能更有效。如果养老地产或养老院在设计上能够考虑这种需求，必然会受到更多的欢迎。

低成本“移民”式养老可能为解决“鬼城”问题创造契机。从世界范围看，年轻时在高收入地区工作，年老时到低消费地区生活，是极为普遍的养老方式。建设发展“养老城市”可以成为一些城市的产业战略选择。近年来，中国的一些宜居中小城市发展非常迅速，个别地方甚至因为房地产严重过剩出现了所谓“鬼城”。如果这些地方能够补齐在医疗、交通方面的短板，非常有可能吸引到大量的老年人口入住。许多老年人之所以还挤在人满为患的北上广等大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贪恋这些城市的医疗条件。至于“故土难离”的情感因素，已经不占主导地位，比如，数以百万计的黑龙江人选择到海南生活养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每个家庭正常生育3—4个孩子，一下子下降到实行计划生育后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种断崖式的人口数量变化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前所未有的。由此所带来的养老难题，也是在世界没有先例的。近年来，西方高福利国家的“国家养老”模式已经面临破产。对于人均国民收入排在全球100位左右的中国来说，依靠政府福利养老，基本上没有可能。由个人承担自己的养老费用是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

2015年，全国的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参保职工人数与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数之比)为2.88，也就是说，不到三个在职人员缴纳养老保险，一个老人领取养老保险，这一比值在未来会迅速下降。在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东北，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已经降至1.55。这也就是社会根本没有能力负担起这么大的养老难题。

从政府层面财政层面看，有两个观念性的问题必须尽早得到解决。一个是趁国民经济还处于中高速发展期，政府还有大量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尽快还清社保体系建立之前，政府对于国企工人的社保欠账。另一个是不要再采取以通胀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尽管经济发展会带来收入的提高，但通胀却会让民众先前积累的财富急速缩水，当老百姓对养老产生更多焦虑和恐慌的时候，很有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健身已经成为几乎所有60后的共同话题，跟健身有关的数码设备也大受欢迎。很多人都给自己定下了每天走1万步或者是6000步的运动目标，并且在朋友圈里刷自己的运动状态，同时也为别人的运动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