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降”能否助实体经济降成本

近日，最让中国实体经济企业振奋的是，国务院印发了关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其实，这本是不应该盲目高兴的事，原因是这个“通知”释放出一个信号：当下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高启是个难解的题目。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努力促进经济升级，尤其是工业升级。工业升级受制于技术进步、装备工艺、更好的材料、工人素质与劳动技能等，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装备更新、劳动培训。如果政策制定与操作偏离“降成本”的宏观意图，甚至驱使企业压缩必要的发展支出来达到即期降成本效果，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固化低端产能，与工业升级的目标背道而驰。

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其核心要点是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等方面。

据统计，目前已有25个省份出台了“降成本”具体方案。一系列举措今年将至少为企业降低7000亿元以上的成本。据悉，下一步降成本政策储备中，降税费将继续成为着力点，包括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率等更多举措正在酝酿中。

降成本的另一个实现路径，就应该是“双降”了。

通过降准降息的所谓“双降”，降低企业财务费用并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目前对企业而言，是唯一现实的出路，当然，还有减税，这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又需要极大的勇气。

不过，企业盈利不仅仅依靠解决财务成本来解决，这需要回溯企业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负债。

在2006年经济过热的时候，实体企业只看得到美好的预期，一味的负债扩大规模，但经济下滑后，扩大的产能却失去了需求。2008年4万亿元放水导致的冲击影响极为深远。企业从经济过热的疯狂投入到高垒的负债，只是八年的中期周期。过度投入的产能很多是需要被淘汰的产能，“双降”延续这些需要被淘汰的产能的生命周期，可能意义不能覆盖这八年的错误决策。

目前也有反思观点认为，2008年的刺激的是中国版QE，而从结果看，此种刺激方式美国至少是成功的，因此不是4万亿元出了问题，而是执行出了问题，过快去杠杆，企业还没投产就从7%准备金率提高到21.5%。都是造成当年不成功的主要原因。

不可否认，“双降”会导致的货币乘数继续上升问题让M2继续攀升，而GDP增长越来越难以追赶M2爬升的速度，扩大的缺口，直接引起的是货币贬值和流通性陷阱问题。

观察3月来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数据可以看到，人民币外流的速度在持续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继续增加货币补偿的负反馈激励也会同时激发货币流出的正反馈崩溃。

同时，“双降”对于真正需要创新的企业意义不显著，因为创新的企业更需要的是降低企业的重置成本而非财务费用，但“双降”对传统产业意义重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传统产业仍占主要比重，不能因为小部分企业不需要就影响到大部分企业。

从目前数据看，4月份供给侧改革的结果是让7月的钢产量增加1.8%，提高企业利润后，传统企业中已经停炉的钢企纷纷恢复产能。并不是说他们看到了利润（这是关键问题），而是企业需要通过有产能而从银行得到续贷来延续生存。抽贷就是死亡。这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耗尽系统。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现下钢厂恢复产能并不是因为涨价，而是因为没产能就没贷款。这说明供给侧改革的资金配套依然没到位，是企业的钱少了而不是钱多了，“双降”释放货币降低成本，是不是更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