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试点看法不一 “政出多门”难以推行

2014年7月15日，国资委公布了第一批国企改革试点名单。两年过去了，随着国企改革的逐步深入，新一轮国企改革试点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

近日，国资委召开媒体通气会，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在会上介绍，国企改革试点工作全面铺开，并公布了试点企业名单。对于第二批试点的铺开，社会舆论意见不一。有部分国资专家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此举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标志着本轮国资国企改革将会全面提速；有专家则认为，此举实为迫于外部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无奈之举，并认为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主体缺位，政府越位，这种试点有计划经济味道。

“中西医”结合现象显现

据悉，本次国资委将围绕7个方面开展试点工作，涉及18家国有企业，第一批试点名单中的6家国有企业均被再次提及。其中，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4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7家，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方面4家，有3对6家被选为兼并重组试点，中央企业信息公开方面2家。在剥离企业办社会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则选择部分省份开展了试点。

国资委方面透露，目前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工作已全面铺开，国有企业各项改革措施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年上半年，各地共启动国企国资改革试点147项，已有50项试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央企业户数年内有望整合到100家之内。

国资资深专家李锦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番试点的一大亮点就是体现了国企改革和供给侧改革的紧密结合，将国企改革、调结构以及经济布局结合起来，以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现代企业制度20年前就提出来了，再过20年可能也看不出效果，没有时间概念；而供给侧改革则主要是结构改革，合并重组、解决过剩产能都是有指标的，目的性以及时间概念都很强。”李锦称，“如果说国有企业改革开的是黄芪、党参之类的中医药方，短期内很难奏效；那么供给侧改革则开的是西医药方，需要很快见效。从第二批试点中就可以看出，目前我们的改革采用的是中西医结合的方式，着力加快改革步伐，解决供给侧发展中的问题。”

北京现代产业规划研究院院长彭剑彪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行业上来看，此次试点选择的十几家企业都是大的结构调整的主体，粮食、煤炭、钢铁、有色、海运等大的产业结构布局形成将会取得明显的实效。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与供给侧改革双轮驱动的形成，中央企业整合重组、产业布局调整以及去产能将会成为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的重头戏。”彭剑彪称。

“多龙治水”局面或再度出现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的第一批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的浪潮中，国资委所监管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等六家中央企业就被纳入到了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董事会职权试点、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以及向中央企业派驻纪检组“四项改革”试点。

“两年过去了，第一批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的落地情况到底如何并没有对外详细公布，也没有形成完备的、可借鉴的经验，致使社会各界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已经热情大减。”彭剑彪称。

广东省社科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梁军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国有企业改革的四项试点是由国资委主导的，而此次国企改革的十项试点则是由国资委、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几个部委共同主导。由四项到十项，由国资委主导到几部委共同主导，由此可见顶层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的迫切心情。

李锦指出，在起草国有企业改革系列文件的漫长时间里，人们对政出多门、相互牵制现象记忆犹新。现在政出多门现象重返国企改革试点，再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目前来看，人们对于国有企业的试点改革存在的一个较大疑虑就是出现了‘政出多门’的情况。一方面是，改革文件由多个部门分头起草，周期过长；另一方面是，顶层设计的文件呈现出目标多样、互相‘打架’的现象。各个部门的文件分别提出不同的要求，‘既要……又要……’的现象明显，在这种‘多龙治水’的局面下，企业不知道到底要什么，也不知道应该跟着哪条‘龙’走，因此改革起来也就无所适从，进而导致文件难以落地。”李锦称。

有的地方国资委官员曾私下提出心声称，在地方层面和实践层面，希望上面不要再说那么多原则和提那么多要求，就希望有人能告诉他们，国企改革阶段性目标到底是什么、实施路径是什么、保障措施是什么、动力机制是什么。同时还认为，国企内部差异化也很大，要根据性质和行业，分类管理、适用不同政策。

“政府层面和实践层面对当前很多政策确实很困惑，很没有方向感，但又不便多发声，只能执行或默不作声。”一位地方国资委官员这样讲道。

推广经验比试点更为重要

在梁军看来，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为了试点而试点，推广经验比试点更为重要。

梁军举了中国建材实行混合所有制试点改革的例子。早在2012年，中国建材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已经取得较大成效并开始推广经验了。可是后来出了个新规，中国建材被列入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企业，用梁军的话说，“已经都大学毕业了，还让其去按新规定学小学的课程，真是不可理喻，直接总结推广其现成的经验就行了。”

“让已经走在改革前端的企业停下动作，等到试点经验出来再改，这种为了改革而改革的现象，不但违背了改革的规律，更会影响国有企业的日常发展。这样下去改革到底是产生动力，还是产生阻力，不免让人糊涂。”李锦补充道。

此外，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方面，梁军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国资委是什么关系，和国有企业是什么关系，目前社会上有各种说法，但是却没有一个权威的解读。定义都没有明确，如何搞试点？如何推行经验？

落实董事会职权方面，梁军则认为，明明规范董事会建设是一个整体，现在却分成四块，由不同部门来抓，很可能越试越乱。

从1978年起就在一线研究经济改革的李锦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总结基层与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实践中的经验都是最生动、最丰富的，其实下面有很多好的经验，应该用底下的新鲜经验来引领改革，可惜现在国企改革的好经验传不到上面去”。

李锦还认为，改革的主体是基本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现在改革的主体似乎是政府，企业则成为政府的“试验场”，什么改革试点方案都要经过政府审批，这种改革有计划经济的味道，与市场经济改革不合拍。改革的思路必须调整，改革主体急需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