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有哪里能吸引华为？

一篇题为《别让华为跑了》的文章，勾起了中国百姓心中的痛。对于高房价的痛恨，对于中国制造业前景的担忧，对于自身命运的焦虑，汇集到一起，让那些一向对经济不大关心的普通百姓，也参与到此消息的传播和讨论中来。

按理说，一家企业搬迁到哪里，完全是其根据自身战略和成本作出的选择，为什么华为和中兴要搬离深圳的消息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冲击波呢？人们忧虑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逻辑推理：

首先，华为是中国创新能力、盈利能力最强的企业之一，如果华为都扛不住高房价带来的成本压力，那么其他制造业企业该怎么办？

同时，深圳是中国环境最宽松、经济活力最强的城市，如果这样的城市都没有制造业企业的容身之地，那么其他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处境岂不会更加艰难？

人们所担心的问题，正是中国经济中最棘手的难题。抛开这个两难问题，换一个角度考虑一下产业转移的问题，或许可以找到解开中国制造业困局的办法。

第一个问题是华为、中兴搬迁是谁的机会？还好，华为搬迁的目的地是东莞，中兴要搬到河源，毕竟都还没有离开中国。只要华为、中兴没有搬到国外去，就说明制造业企业在中国还能找到比深圳更适合的发展空间。找到像华为、中兴这样有实力的企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是很多城市梦寐以求的机遇。恰恰是华为和中兴的搬迁，给这些城市创造了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如果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一直待在深圳，中国的经济格局就会固化，甚至会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地区间的经济不平衡就会加剧，甚至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结果。

据深圳市官方透露，近期迁出深圳的还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这些企业都会去哪里？和深圳相比，其他地区的地价和房价因素一定非常有诱惑力。华为旗下公司2015年在东莞拿下两块商住用地，建筑面积分别达20万平方米和11万平方米，其中一块地花了7亿多元，楼面每平方米均价2000多元，“在深圳，再加个零，也未必能拿到。”对于华为员工也是如此，他们如果在东莞松山湖厂区买一套同样的住房，成本只有不到深圳的1/3。企业买得起地，员工买得起房，是企业最基本的选择，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正常情况下，深圳产业和经济的外溢效应最先应当发生在深圳周边，比如东莞和河源就是这样的受益者。但情况也有例外，比如富士康就在河南郑州、河北廊坊等多地都有布局，并且已经考虑到印度建厂。从习惯和适应环境的角度讲，哪里和深圳的相似度越高，企业就更容易选择哪里。

第二个问题是谁会成为未来的深圳？深圳是企业的乐土、企业家的乐园，深圳不仅产生了华为、万科、平安等优势企业，也产生了腾讯、比亚迪、大疆等新兴企业。从30多年前的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一的城市，深圳所依靠的主要是制度成本优势。巨大的流动性是深圳有别于传统城市的显著特征，更多的移民、更多的年轻人，还有一个非常“弱势”的政府，让深圳充满了激情、活力和梦想。下一个深圳，一定会有着和深圳同样的创新基因、移民基因、服务型政府基因。

现代制造业是人才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只有能留住人才的地方才能留住企业。北京的一家金融机构在准备外迁时，因为遇到了一两百名中层一起要求辞职的尴尬，只好暂时作罢。因此，除了企业所需要的物流、金融、产业集群等硬环境外，对于地方政府更大的考验是，以有限的财力达到发达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解决好人才在就医、子女入学、文化娱乐等方面遇到的难题。深圳对于制造业企业吸附力下降，并不单纯是由地价和房价猛涨造成的，同时也体现在大城市病和老城市病上，比如户籍政策、限制外来人口政策等。对于那些把深圳作为样板的城市来说，这类问题都是需要统筹考虑和谋划的，不能重复走深圳的老路。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产生更多的深圳？深圳曾经是中国最有效率的增长极，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有更多新的增长极。产业的梯度转移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企业总是要寻找那些成本更低的地区，以保持企业的竞争力。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世界经济分工的调整，没有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外转移，就没有中国近30年的发展机遇。和欧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既有着广阔的物理空间，又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且不同区域间有着足够的级差，中国企业完全有可能像华为、中兴一样，实现在本国不同区域的布局转移。这为新增长极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下转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