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互信的社会环境 比经济增速更重要

一个正在南极旅游的“老赖”，因为上了法院的失信“黑名单”，买不了返程机票，被“困”在冰天雪地的南极有家难回。无奈抵押了公司三套房产作为还债担保，又支付了30万元执行款后，才得以从黑名单上暂时除名买机票回国。

法律终归有办法对付欠债不还的“老赖”。那些曾认为“法律拿我没办法”的“老赖”们，终于尝到寸步难行的苦头。

别看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个案，但却预示着中国的信用环境和营商环境正在发生着细微而深刻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没有直接的货币刺激来得那么立竿见影，但却表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肌体已经在进行“清毒”。从长期效果上看，彻底清除沉积在体内的毒素，显然比打“兴奋剂”更利于身体的健康。

制度成本和信用成本是中国企业所负担的两大额外成本。由于信用成本更普遍、更难以预判，因而对企业和经济的伤害更大。很多情况下，除了面临项目选择决策失误、经营不善等自身因素所造成的直接风险外，中国企业还需要提防上下游合作伙伴卷款跑路、假冒产品侵权、低质产品价格竞争等各种信用陷阱。

对于被坑、被骗的担心，直接抬高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不是因为社会上没有钱，只是因为没人敢把钱借出去。一向被市场看好的国债，实际收益率并不高，一年期国债收益率在高位时也只有3.6%。与之相对应，民营企业的民间融资成本一度高达年化利率30%，甚至是50%。这么高的利率差异，实质上是对于信用风险的补偿。老百姓信任国债，所以宁愿拿低收益；投资人担心借给中小企业的钱有去无回，所以必须以高收益去吸引，才有人敢于去冒风险。由此不难推论，如果中国的信用体系更加完善，民营企业的信用程度更高，整体社会信用环境更好，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一定可以大幅度降低。

没有生意犯愁，有了生意又担忧钱要不回来，这是当前许多企业老板的真实心态。和单纯的借贷关系相比，企业经营中的合作方更多，面临信用环境更加复杂。特别是在产业链和资金链上，如果其中一个企业出现恶意逃废债务的情况，很可能波及所有关联企业。这种防不胜防的信用风险，导致许多企业经营者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信用风险由局部向更大范围蔓延，致使民间投资意愿持续下降。2013年至2015年，民间投资虽逐年下降，但其增速一直高于全社会投资增速。但自进入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开始一路下滑，其中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速，从2015年同期的13.6%急速跌落至5.7%，同比腰斩一半多。有人把民间投资增速急剧回落的原因归咎于体制性因素，这当然不可否认。但是，体制性因素是长期存在的，并不是现今才出现的，所以解释不了当前民间投资增速腰斩式下跌的现象。体制性因素是常量，经济不景气条件下的信用环境恶化才是变量，对民间投资增速的影响更显著。无论是东莞兆信公司的破产案，还是山西海鑫钢铁的破产案，其生意伙伴中都不乏血本无归者。这才是对民间投资最严重的伤害。民间投资可以赚钱少、不赚钱，甚至也做了亏损赔钱的心理准备，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结果，却是民间投资的不能承受之重。

欠债不还，尤其是有钱不还，可以说是人神共愤的行为。法律打击“老赖”办法也是越来越多，力度也是越来越大。从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明确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发出限制高消费令。包括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乘坐飞机以及高铁和动车等都列入被限制的高消费行为。

除法律制裁以外，互联网条件下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完善，更是让“老赖”们在社会上寸步难行。如果你百度“老赖”一词，就可以看到一个“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让你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碰上“老赖”。

（下转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