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事件反思： 每个人都应成为监管者

持续长达5年，涉及25种人用疫苗，流向24个省市，涉案金额达5.7亿元的问题疫苗事件，一经曝光就迅速发酵，并且在网络演绎成一场激烈的隔空对战。

一方坚持说，太恐怖了，简直是没有人性，必须严惩不贷。要求严厉追查当事人员和监管部门的责任。

而另一方却反驳说，问题疫苗只是失效，并不是“毒疫苗”，也不直接致人死亡，再者问题疫苗在疫苗总量里只占很小的比例，又没有死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并且指出问题疫苗早已存在，是“旧闻”不是“新闻”，指责对方是小题大做，制造恐慌情绪。

那么，问题疫苗事件到底大还是不大？肯定的回答是：大。除了问题疫苗本身的危害以外，更大的毒性恰恰是那种“没死人就不算大事”的心态。

正是标准、公心、良知和法律的一再退让，造成了各种侵害公众利益的事件一再突破底线。从小农户的苏丹红鸭蛋，到知名品牌的三聚氰胺奶粉；从个别企业偷排污染物，到席卷全国的雾霾；从贪腐几十万就算“惊天大案”，到动辄上亿元的“串案”、“窝案”；从股市上遮遮掩掩的“老鼠仓”，到“E租宝”明目张胆数百亿元地诈骗。治理和打击的结果并没有让这些违规违法行为销声匿迹，相反却是变本加厉，越来越肆无忌惮。

每当出现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公众都会把问题矛头对准监管，指责监管部门的无力和无能。

然而，客观地讲，监管是需要成本的，并且任何监管都不可能做到无时无处不在。关于监管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有一个财主家里的钱发霉长毛了，财主想找一个放心的人晒钱，但又怕晒钱的人趁机偷钱，就得再雇一个人监督晒钱的人；然而，负责监督的人也很有可能和晒钱的人合谋，不得已还得再雇人看着负责监督的人。这样下去，越到后面越没有放心人可用。觉得最放心的只有自己，然而，自己也要吃饭、睡觉，不可能无休止地工作。

这个笑话很真实地反映了监管的困境。首先是有监管就要增加成本，商品的价格就会提高；并且是监管越严格，监管的成本就越高；最让人无奈的是，在一个信用度很低的社会里，就不会有可靠的监管者。

最好的监管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监管者。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监管他人；也都在为他人监管自己；还在为他人监管他人。当所有人都会和缺斤短两的商户较真儿的时候，当所有人都会举报盗版书刊的时候，当所有人都会揪住企业的排污行为不放的时候，一种社会性的约束力量就会形成，违法侵权行为就有所收敛和减少。

然而，中国人对待侵权行为却大都采取了能忍就忍、能躲就躲的态度。怕国产奶粉不安全吧，就去买洋奶粉；担心集市上的蔬菜瓜果有问题吧，就呼朋结伴找块地自己雇人种；感觉空气和教育质量差吧，就把孩子送到国外。面对违法侵权事件的软弱和逃避，恰恰是一种纵容、包庇和鼓励。

同样是面对公共食品安全问题，台湾民众的表现就截然不同。因为康师傅方便面产品中使用了“馊水油”，台湾民众就发起“灭顶行动”，对其进行一致抵抗。但在麦当劳供应商福喜公司使用过期劣质肉问题被曝光后，大陆的麦当劳餐厅却能够很快脱身，依然是食客爆满。

越是发达的文明，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就越强，对于侵权伤害事件的容忍度就越低。比如，美国人可能因为在自家屋子里吵架，而遭到邻居的报警；而在野蛮社会里，暴徒们杀死几个人可能都没人理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对于问题疫苗事件的恐慌和激愤，不仅不是坏事，相反正是表现出民众对于国家的希望。

一个有责任感的民族，必定要摈弃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小农意识和行为。问题疫苗事件终于让习惯于忍让和躲避的人们忍无可忍，终于刺痛了他们久已麻木的神经，让他们开始对于公众利益表达关切和意见。

从防止造成社会恐慌的角度讲，让权威人士从技术上讲清问题疫苗本身危害性并不大的道理，以安抚已经接种疫苗儿童的家长，是有必要的。但如果是让公众在这样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面前，还能保持所谓的冷静、理性、克制和沉默，则是一种极度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无论是自私的沉默，还是恐惧的沉默；无论是无奈的沉默，抑或是绝望的沉默，每一次面对公共侵权事件的沉默，就相当于一次合谋或共犯。

正是因为太多人在庞氏问题疫苗事件中选择沉默，才让庞氏的非法生意得以越做越大。

（下转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