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迁，央企准备好了吗？

（上接G01版）

作为国字号“巨舰”，央企也被地方政府视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近两年来，河北、天津外，河南、山西、内蒙古、山东，甚至上海浦东新区等地纷纷派团专程抵京，希望引进外迁的央企。

虽然在国资委的牵头下，央企外迁的案例有些许增加，但是从微观层面来讲，无论是产业还是人口，央企外迁的动力并不是很足，因此也就需要更高级别的机构统一规划协调，解决外迁央企的种种顾虑。

首先，是如何解决外迁人员的后顾之忧。家属如何安置？户籍是否保留？教育、医疗问题如何解决？这是摆在当下的一大难题。

其次，是如何下放大批行政审批权，使得央企办事不必非得经常去跑京城的政府部门。如果因为外迁而影响了企业的运营效率，那就得不偿失了。

除了解决上述两大顾虑，驻扎在北京的中央企业到底应该迁到哪儿？怎么分置，这也是个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中明确指出，北京应“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

从北京城市功能的实际情况看，除一些面向全国的非首都核心功能之外，部分科教文卫机构可以适当迁移；而聚集北京的一些非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央企总部，应迁移到北京郊区，甚至可以适度迁出北京；目前央企总部的员工数量并不是很多，人员重点在央企的二、三级公司，建议全部迁出北京四环之外；而一些高端的科研单位则应该适度地进行保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实行非均衡的发展模式，优先发展东部，中西部的振兴则稍显滞后。仔细研究央企分布，则是北上广这类东部发达地区占据了大半壁江山，中西部则是寥寥几家，甚至亟须扶持的地区如贵州等地则是连一家央企总部都没有，耐人深思。

因此，国家在考虑央企外迁时，除了要参考经济发展程度外，也要将企业迁至适合其发展的核心地带。例如，中国电子落户深圳就是由于深圳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中远与中海合并之后，将总部安置在上海也是由于上海是我国最大的港口之一。笔者认为，央企外迁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更不要搞“拉郎配”，要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进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