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冷漠 是经济风险的导火索

从“路怒症”到“大闹机场”；从“暴力讨薪”到“激情维权”，很多人都在惊叹，中国人怎么变得如此容易冲动。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冷漠。由于小的问题得不到理睬和解决，当事人只好把事情闹大，通过扩大事态的方式引起关注，维护自己的权益。越是有更多的事情被闹大，就会有越多的事情因为变得“不够大”而被忽视，也就有越多的人更倾向于把事情闹得更大。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不仅推高了社会运行成本，也让社会生态变得焦躁。

中国文化中向来缺乏解决“小事”的理念和机制。包括一些商业和民事纠纷，通常会陷入“无处讲理”困境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当事双方在“吵”疲倦了之后，不了了之。现行体制中“向上负责”的制度设计，更是让一些部门的基层办事人员变得麻木和冷漠。出于不想给领导找麻烦、不敢给领导找麻烦的心理，对于没有成文规定的事情，或者不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习惯于采取推诿的态度和方式“踢皮球”。自己解决不了，也阻挡当事人去找其领导解决。在这样一种普遍的机关心态下，出现“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奇葩规定，也就不足为怪。

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现象，事实上等于变相引诱和鼓励人们把事情闹大。随着问题的积累和扩大，权力冷漠的危害性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反映在经济领域中，讨薪难、讨债难、维权难、审批难等问题，都可能成为引爆经济和社会风险的导火索。在当前经济下行和去产能叠加的背景下，企业间的债务链、互保链所导致的连锁反应，有可能会让一个“僵尸”企业拖死一批企业，从而造成更大面积的经济风险。

“僵尸”企业的危害有多大？从山西海鑫钢铁破产案中，可以看到问题的冰山一角。海鑫钢铁在短短的10年间形成了240多亿元的巨额债务，仅欠国家税收就高达5.22亿元，欠各大银行共计44.18多亿元，欠全国各地供货商100多亿元，账面资产却只有不到100亿元。其中，普通债权组中单是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就达981家，所代表的债权总额为197.07亿元。在已经通过的破产重组方案中，普通债权组所有企业只能拿到几亿元的赔偿，其余190亿元左右的债权打了水漂。

把190多亿元平均到近1000家企业中，每家企业的坏账有2000万元。对于一些中小企业，这可能是全部的家当，要债不成就可能同样被逼上破产的绝路。更多的情形是，这些债权企业还欠着银行和上游供应商及合作伙伴的钱。一个“僵尸”企业破产，就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会让债务链上更多的企业陷入困境。

中国企业的债务规模有多大？国有企业的统计数据相对完整准确，作为依据更具有分析价值。到2015年12月底，国有企业负债总额为79万亿元。与之对应的，2015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2.3万亿元。以这样的利润水平，在债务规模不再增加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要还清所有债务，需要34年时间。钢铁行业的负债水平更加触目惊心，据有关学者测算，整个钢铁行业欠债3万亿，其中1.3万亿欠的是银行债务，按现在的利润水平需要1327年才能还本。

企业讨债过程有多难？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法院从立案、诉讼保全、开庭、上诉、送达、执行、执行完毕、分配，走完整个流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果中间一旦出现上诉、纠纷、第三方异议等，就将使得讨还债务的时间变得更久。如此复杂漫长的过程，让很多债权企业视讨债为畏途，各种讨债公司应运而生。包括被视为“强势”的银行业，也被迫采取这样的方式。据业内人士透露，一家大型的商业银行大概需要对接60家委外公司。此外，还有一些债权企业因为折腾不起无奈放弃债务，也有企业会采取极端手段讨还债务。

债务连环拖欠是工程承包领域常见的现象。一些处于债务链末端的小“包工头”因为长期拿不到钱，无奈之下也会采取鼓动农民工集体到政府门前讨薪的办法，通过给政府施压，以求得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极易产生情绪对立与失控，酿成群体性事件，更严重的危害是这种负面的示范效应会导致更多类似做法的出现。

企业讨债用的时间越长，耗费的精力和成本就越大，生产经营就可能无法正常进行。别人欠的债还没有要到手，自己的企业已经破产。在现实中，类似的事情并不是孤例。 （下转第二版）